曾国藩松了一口气，将奏稿平放在案上，伸直了腰板。彭寿颐以为要批发了，遂赶紧把笔蘸上墨递过去，曾国藩摇了摇手。
“大人。”彭寿颐仍不甘心，“从来下属都要服从上峰，方可收指臂之效，沈葆桢以巡抚当此军情紧急之际抗命总督，参之于理不碍。”
“长庚呀，你不懂我的苦心。”曾国藩神情黯然地说，“沈幼丹有意掣肘，我哪能不忿恚，但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百计设法以锄异己，这是权臣的行径；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为忧虑，这是圣贤的用心。我正要借沈幼丹之拂逆以磨砺自己的德性。”
“大人，你太仁慈了。”彭寿颐动情地说，“要不我为大人写封私信给他，明白告诉他红顶子是大人给的，要他知趣点。”
“长庚，你别乱来，你熟读史书，当知娄师德不市恩的故事。前朝出了一个娄师德辉耀史册，本朝就不可以再出一个吗？”过了一会儿，曾国藩长叹一口气说，“即使你说明也没有用，我知道沈幼丹不是狄仁杰。”
彭寿颐不能再说什么了，拿起奏稿悻悻退出。曾国藩提起笔，想了想，自己动手拟了一个词气委婉的“沥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广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先叙述户部所言两湖、川、赣每月协济银十五万多两之事全系捕风捉影，四川五年来无丝毫之款，湖南今年也未解过，江西解来的九江关洋税已退还，只有广东今年解了九万两。写到这里，曾国藩不禁暗自感激老友郭嵩焘。自从去年郭嵩焘署粤抚以来，粤厘几乎没有断过。湖北的协济，也只是供应原归湖北发饷的几支部队，并不是支援围攻金陵的湘军。接下来，曾国藩思考良久，写下了几句沉痛的话：“臣才识愚庸，谬当重任，局势过大，头绪太多，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外畏清议，内顾身家，终夜悚皇，且忧且惧。”
写到此处，他不免有些心绪烦乱，停下笔来，久久地望着窗棂出神，沉思良久，才又接着写下去。又说，他现在所居之职，以前是六人分任，多次奏请皇上简派德高望重的大臣会办，均未蒙俞允，特再次恳请皇上派员南来，“非敢预为诿过之地，实以绵力而兼病躯，自度不足捍御贼氛，不得不沥陈于圣主之前”。
写完后他从头至尾再仔仔细细斟酌一番，作了几处小小的改动，颇为满意了。正要传令罗伯宜誊写，杨国栋进来了。
“大人，现在正有一笔大款，名正言顺是我们的，大人何不向朝廷要来？”
“哪里有一笔我们的大款？”杨国栋的话，曾国藩一时摸不着头脑。
“大人忘记了？前年退李泰国代购的舰队，李泰国答应赔朝廷五十万两银子。买舰队本是为了打金陵，这笔钱是给我们的。现在舰队没有了，退回来的五十万银子，岂不该归还给我们？”
“对，对！”曾国藩顿时高兴起来，“国栋，你这个提醒太重要了，这段时期被沈葆桢搅得昏头昏脑，居然忘记了这件事。那五十万两银子当然应该归我们！”
“银子是分两批交还的。第一批二十九万已上户部的账，再要出来怕难了，第二批二十一万尚在上海。大人一面向总理衙门去一份咨文说明这个情况，要他们向户部讨还那二十九万，另一方面赶紧给少荃去信，命他将在上海的二十一万速解金陵。”
“行，就这样办。麻烦你代拟个给恭王的咨文，少荃的信由我来写。”好比一条在干涸的沟渠里奄奄待毙的鱼，突然得到一股清泉立时活跃起来一样，曾国藩忘记了与沈葆桢斗气的懊恼，兴冲冲地握笔作书。
朝廷很快作了裁决，江西厘金一半留本省，一半解由江督支配，李泰国退还的五十万两银子全部作为军饷，留在上海的二十一万立即调往金陵，以救燃眉之急。一场危机终于渡过去了。
洪秀全托孤
二十一万军饷很快解到金陵城下，使吉字大营的军心稳定下来。金陵城重新处于严密如铁桶般的包围之中，曾国荃也便因此得了个“曾铁桶”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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