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道两旁竖立着几个石马、翁仲，但享堂已片瓦无存，长着乱草的圆坟前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郕国公宗圣曾子之墓”九个字。曾国藩对着墓碑又一次恭行三跪九叩大礼。曾广莆带着一批人在墓旁摆上供果，焚化纸钱。礼毕，曾国藩围着墓走了一圈。
曾广莆对他说：“因为年代久远，宗圣公墓早已佚亡，不知葬在何处。前明成化初，南武山有个打鱼的老头子，一次走路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千年古洞，意外地在古洞中发现一具悬棺。悬棺边的石壁上刻着‘曾参之墓’四个字。渔翁爬出洞后，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曾氏后人，并由山东守臣上奏朝廷。曾氏后人把悬棺取出来，就在古洞边为宗圣公建了一座坟墓，同时把古洞填塞了。弘治十八年，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建享堂、石坊，一直到道光年间，都还保存得很好。这些年来逐渐败坏，也无人再修了。”
说罢，连连叹气。
曾国藩问：“南武山一带住着多少宗圣后人？”
“三百来户。”曾广莆答。
“都做些什么事？”
“过去都种庄稼，从道光末开始，不种庄稼，改种鸦片了。”
“种鸦片？”曾国藩摇了摇头，“获利大吗？”
“虽然有些收益，但县里官吏勒索太多，比种庄稼强不了多少。”曾广莆说，“不过要清闲点。”
曾国藩不再问话了。他登上一个小山坡，纵目望去，只见周围山石顽犷，地势散漫，全无一点山水环抱、气势团聚之象，对墓里葬的是不是真正的宗圣遗骸甚表怀疑，但他没有说出来。
回到嘉祥书院，曾国藩只是和县令程绳武谈嘉祥的经济民生以及前两年捻军在这里的活动情况，再不问及宗圣的事。曾广莆急了，他和族人们商议着。好不容易挨到县令告辞，曾广莆忙进来，对曾国藩说：“叔祖这两天回籍朝祖，曾氏阖族倍感荣幸，大家在一起计议，都说这次重修族谱，非请叔祖出面不可。”
曾国藩道：“我虽是宗圣后人，但我家这一支迁到南面已近两千年了，再由我出面修嘉祥境内曾氏族谱不太合适，且我军务在身，也无暇办这个事。”
一开头就碰了个钉子，曾广莆大为失望，他仍不甘心：“叔祖一族虽说早已南迁，但毕竟我们是宗圣一脉所传，骨肉之亲是改不了的。倘若叔祖过忙，何不叫两位叔父中的一位来担任呢！”
曾国藩笑道：“他们年纪轻轻，懂得什么！”
曾广莆本是个木讷而无主见的人，被曾国藩这两下一堵，就不知如何说下去了，嘴里嗫嚅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曾国藩又是气恼，又是怜悯，说：“伯仕，嘉祥县曾氏重修族谱，我们湘乡曾氏就不参与了，还是由你为头，把族谱修好。日后国家承平，我也还没死的话，我倒有个心愿，弄清楚宗圣公的后裔，目前除嘉祥、吉安、湘乡外，还族居在哪些地方，再邀请他们一起来合修一个曾氏全族谱。如果那时族人看得起我，推我出来主办此事，我也乐意。你看呢？”
曾广莆心里怏怏地，口里只得说：“那当然是我们曾家的大庆。”
曾国藩说：“这两天看了嘉祥和南武山两处宗圣庙和墓地，为宗圣后裔的衰微深感痛心。这固然是国家不安定、嘉祥贫瘠所致，更因曾氏族人淡忘了宗圣公的教诲，也忘了雍正爷‘省身念祖’的圣谕。宗庙不修，祖宗不祀，还有什么曾氏家族可言？更不必去指望它兴旺发达、人才辈出了。根本之事不办好，汲汲皇皇去修族谱，族谱修得再完备，又有什么用呢？”
曾广莆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这才是曾国藩不主持修族谱的原因，后悔不该请他来嘉祥。先以为他看到宗庙凋敝，会动心而捐巨资，谁知分文未给，还招来一顿教训。事已至此，曾广莆只得说：“叔祖教训的是，孙子作为宗子，未把全族人团结好，愧为宗圣后人。”
“当然，这不能怪你一人。”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嘉祥曾姓阖族人都有责任。曲阜的孔庙诚然不可去高攀，但邹县孟庙那样的规模，是可以做得到的。邹县并不比嘉祥富裕，但孟氏后人对先祖恭敬之心，远远超过了我们曾家。我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曾广莆的脸通红通红的，低下头，无言可答。隔了很久，曾国藩才说：“我虽通籍二十多年了，官居一品，带兵这些年里，几百万两银子在手头过是常事。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所积的银子也不过就只两万来两，有心资助你们重建宗圣庙和书院，也无力做到。我只能捐祭产银千两，你们用它去买点田地，养活几个管理庙宇的人，一年四季给宗圣公上几道祭菜。再有点剩余，则资助给嘉祥书院，培养几个举人、进士出来，光大嘉祥曾氏门第。伯仕，你作为嘉祥曾氏宗子，所居也太简陋了，雍正爷的赐匾都不能悬挂，未免使人太酸楚。我再送你四十两银子，你把房子修缮一下，再添一套新衣服，平时也好体面地会见外来的客人。”
先以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又得到一千零四十两银子，五经博士在大失望之后得了一点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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