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江宁藩司送来一份禀报。报告说二月十四日上元县粮船三艘在距江宁江面三十里处遇大风倾翻，九万斤粮食全部沉入江底，请免予追究押运人某某的责任。上元县令说禀报属实，江宁藩司也照此批复：＂此事属实，同意免予追究。
曾国藩想，风掀翻粮船，这场风就一定很大，在他的记忆中，二月中旬没有刮过这样的风。查当天日记，果然无风雨记载。
曾国藩断定此中有诈，把上元县和江宁藩司找来训斥一顿，令他们仔细查访。后来查实，九万斤粮食根本没有沉江，全部私分了，县丞分得一万斤。县令糊涂，听信了县丞的话，藩司也不调查，就径直批了。曾国藩记得，道光三十年他曾上疏，指出官场的现状是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想不到时隔十五年，吏治更坏了，外官除敷衍、颟顸外，还要加四个字：贪劣、卑污。
曾国藩将章程的制定委托给黄廷瓒去办，叮嘱他多多吸取陶澍当年行之有效的经验。至于惩治贪官一事，他要亲自主持。将幕僚们禀报的典型例子作了排比后，他决定先把海州运判裕祺抓起来。
裕祺是个蒙古人，捐纳出身，在海州分司作了八年的运判。此人完全置国法于不顾，凡能谋财之路，他一条都不放过，仅仅八年，便在海州盐务中捞取了六七十万两银子。裕祺有一绝招，为其他盐官所不及。每年开春时，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滞销为由，压低食盐收购价，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凑集三四万两银子给他，千求万求，他才再出一张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怜恤灶丁为由，将盐价恢复过来。就这样前后两张告示，几万两银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僧格林沁有点瓜葛关系，便自称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当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岂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们虽不清楚他的底细，见他说得有根有叶，哪个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听任他的盘剥。
今年他故技重演。池商们早已作好准备，凑了三万两银子给他，他不收，无奈又加一万，他仍不收。原来，裕祺看中了一个池商以八千两银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一串真琪楠朝珠。这挂朝珠以碧犀翡翠为配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之外。裕祺的仆人将这个消息透露后，池商们只好又凑集八千两银子买下这串朝珠送给他。他这才贴出第二张告示：盐价照旧。
曾国藩想，裕祺贪婪如虎，就是杀头亦不过分，先惩办他不会错；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么亲戚，抬出僧王来作威胁。曾国藩早就与僧格林沁结下了无名积怨，还正好可借此敲一敲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亲王哩！
曾国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将情况查实，要他联络几个池商，以他们的名义写一份状子告上来。海州池商们听说曾大人要整裕祺，个个踊跃，将裕祺的罪行统统揭了出来。年少气盛的薛福成对这个贪官恨不得食肉寝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来，花了三天三夜，扎扎实实地写了一份状子。曾国藩看了这份状子后，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将裕祺拘捕归案。又派彭寿颐暂署海州运判，清查海州分司历年帐目，把裕祺贪污数目查清后再抄家。
当彭寿颐和督署巡捕来到海州，宣布两江总督的命令，锁拿裕祺，查封裕公馆时，海州盐场无论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件事很快传遍两江三省，官场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无准备，临上路时，把弟弟裕祥叫到一边，暗中吩咐：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设法打赢这场官司，万不得已的时候，将他平日所记的另一本帐拿出来，进京找僧王府，请僧王出面，与曾国藩见个高低。
裕祺押到江宁后，曾国藩亲自审讯了一次。裕祺不承认他有受贿贪污的事，至于压价复价，原是为了打击池商的嚣张气焰，逼他们出血，而这笔款子全部用在浚通运河、修缮盐场上去了，他并没有贪污。曾国藩不与他争辩，将他暂且拘押起来，等彭寿颐清查后的结果再说。
与此同时，裕祺的弟弟裕祥也在紧张地活动。裕祥首先打点了一包珍宝，来到扬州找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忠廉，求他在曾国藩面前说情。
忠廉是裕祺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比一般。忠廉是满人，平生最好的是吃。来扬州后，看中了春末夏初扬子江的鲜鲥鱼，常以市场上买的不够鲜美为憾。裕祺于是在江上雇了几个打鱼的老手，专门划着小船在焦山附近急流中张网，船上架一座小火炉，炉上置一只银锅。网上鲥鱼后，就在船上剖杀，然后置于银锅内用温火炖，同时猛划双桨，直奔扬州城。银锅到达都转衙门时，鱼也恰好熟了，香气四溢。裕祺这个马屁正好拍到点子上，忠廉十分欣赏，虽知裕祺为官贪墨，民怨甚大，也不理不睬，任其所为。
当时，忠廉接到裕祥送的礼物，打量着如何为他说情。忠廉心里清楚，裕祺虽贪婪聚敛，但还不是第一号的。两淮盐场共有二十三场，属于淮南者，通州分司辖有九场，泰州分司辖有十一场，海州分司所辖的只有淮北三场。与通州、泰州相比，海州分司辖地最小，能够勒索的对象自然也最少。裕祺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一桩委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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