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刚才怒气冲冲的毅勇侯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双目微闭，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蜡黄的长脸上，犹如一个处于弥留状态中的病人！他已知这几句话，打中了老头子的要害，于是移过身子，对着曾国藩的耳朵轻轻地说：＂老中堂，晚辈还要禀告您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事？＂曾国藩的左目睁开了，背部离开了椅子。
＂俄国、比利时，美国都已放出风声，他们将全力支持法国、英国的军事行动，要船出船，要炮出炮，要人出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口通商衙门对洋人的信息一向最为灵通，而曾国藩自己根本没有这一套班子，他不得不依赖，也不得不相信崇厚所提供的情报。＂看来对法国以外的那些国家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心想。他的左目又闭上了，重新瘫倒在椅子上，嘴唇动了几下，似要说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声来。
崇厚站起来，走到曾国藩的身后，完全以晚辈后生的谦卑态度，弯下腰，轻声说：＂老中堂，晚辈知道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但老中堂今天一身系江山社稷之安危，系中国数万万百姓之安危，系皇太后、皇上之安危。己身可折，江山社稷不可折；己身可死，中国数万万百姓不可死，己身可辱，太后、皇上不可辱。老中堂，您就来一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吧！
崇厚这时已语声哽咽，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曾国藩的思绪乱极了，体力也衰弱极了：＂崇侍郎，你先回去，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晚上你再来！
崇厚走后，曾国藩走进卧室，他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关紧门窗，点上一炷香，开始冷静地前前后后地仔细思考。过去他盘腿坐在床上，现在他已无这分体力了。他睡在躺椅上，腹部盖一件旧马褂，袅袅升起的轻烟，使他的思绪渐渐宁静。
来天津二十天，津案的眉目已完全清楚了。发生在天津的这一桩教案，与发生在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教案一个样，是中国百姓长期对洋人愤激而成的大变。自从允许洋教在内地传播以来，教堂到处滋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天津教案之所以闹得这样大，洋人死得这样多，完全是因为丰大业先开枪打死刘杰家人的缘故。从这两方面来看，曲在洋人，理在国人。曾国藩从这个方面想了以后，又换了一个角度想。
其他教案的直接起因，都由于教民的无理，中国人占了理，天津这场教案的情况就复杂了。围攻教堂，原因是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罪行，但此事查来查去都无确证。于情于理来说洋人都没有必要这样做，因听信无端谣传而来围攻教堂，理又在哪里呢？丰大业先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但顶多殴毙他，以命抵命而已，怎能借此打死二十多人，烧国旗、教堂，毁领事馆、育婴堂、讲书堂呢？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受害者。更令人气沮的是，这中间还有像田老二那样的歹徒。就事论事，到底是曲在洋人，还是曲在国人呢？想到这里，曾国藩不觉心寒起来。他离开躺椅，来回活动几下，又坐到书案边的藤椅上继续想着。
尽管这样，洋人毕竟是可恨的。中国人不欢迎他们，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呆在中国呢？为什么要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呢？他们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是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清议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将一切外国人统统赶出国门，从此以后，不与他们往来，关起门来办自己的事。
你的船坚，我们不稀罕；你的炮利，我们不需要；你的千里镜看得远，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东西，也照样行军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胜。清议毕竟代表中国的民情、民气、民风。假若他曾国藩这时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而如今他却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国向洋人低声下气赔不是，驱使工匠去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数十万白银去抚恤被人们恨之入骨的洋人，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洋人的怨忿。他曾国藩哪怕功勋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举动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也会受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象张邦昌、秦桧那样，作为一个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
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颤抖，不能自已。他叹息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如果这时仍在两江，或调在除直隶外的任何一省，这种倒楣的事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说不定还可以讲几句体面话，犹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写的那样，称赞姚莹斩杀英夷为大快人心之事，还送诗给前往福建做官的金竺虔，鼓励他：＂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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