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讧，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
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仍旧高悬在会馆大门上，但砸匾的往事毕竟令他感到锥心痛苦，他只应酬性地略坐一坐，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当年庆贺同科十进士的豪兴，已成为非常遥远的回忆了。
寿筵摆过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两次。皇上照例缄默，东太后也未开口，两次接见加在一起，西太后总共只问了他十几句话，他最关心的马新贻被刺事，仅仅只两句。一句：“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只得含糊答道：“这事很奇。”西太后略停一会，又说出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实质，他赶紧顺着她的话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尖起耳朵欲听下文时，没有了，叫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干脆连马新贻的名字都没提了。西太后只问他何时启程，要他到江南后练兵。
十月初十日，是西太后的万寿节，曾国藩随班朝贺。第二天，正是他晋六十岁的生日，为表示公而忘私，这天一早，他便离京南下了。
途中，曾国藩反复地咀嚼西太后的两句话，细细地揣摸朝廷对马案的态度，慢慢地有了些较明确的认识。西太后对此事并不太热心，印证了赵烈文的分析。朝廷对马新贻的看法尚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没有要将此案追查个水落石出的意思。对于这样一桩大案奇案，朝廷的态度显得颇为难以理解。
一路上，他把这些想法与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商讨，他们也都觉得奇怪。这些离奇的迹象倒刺激了赵、薛、吴这班热血幕僚的好奇心。他们极力怂恿曾国藩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并猜测弄清之后必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曾国藩淡淡地笑了一笑。他不指望什么意外之获，但既然已受命重回江督任上，查明此事乃职分所在。他于是写了一封密信，派急足送给正在江宁附近整顿长江水师的兵部侍郎彭玉麟，要他先行秘密查访。
两江总督衙门正在重建之中，尚未完工，马新贻当总督时，衙门设在江宁府署。曾国藩不愿与马新贻冤魂做伴，而先前住的原太平军英王府已作他用，于是暂借盐道衙门办事。一连几天，江宁城里上自将军魁玉，下至过去的平民旧识，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谒。除魁玉、藩司梅启照以及郑敦谨未到之前代为审案的漕运总督张之万外，曾国藩一律谢绝。忙过这些应酬后，他又亲到江宁府去吊唁马新贻，送上一副挽联：范希文先天下而忧，曾无半时逸豫；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
这天傍晚，彭玉麟悄悄进城来访。
“涤丈，你见老多了！”仅仅两年不见，曾国藩便衰老得如同古稀老人，大出彭玉麟的意外。
“雪琴，你两鬓也增了些白发。”彭玉麟比曾国藩小五岁，这几年因国秀病故，世事多艰，心情不畅，身体也大不如昔了。
“都老了！上月厚庵来江宁，他还不到五十，便弯背了。还有春霆，早几个月大病一场，差点儿把命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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