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打算废除光绪帝，于是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以便取而代之。但各国公使都不入宫祝贺，使慈禧十分恼怒，产生了利用义和团打洋人的想法。她的这个想法得到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支持。就这样，各地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有恃无恐地摆开了与洋人决战的架势。各国驻华公使大为恐慌，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由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拼凑二千多人，从天津开拔进北京，沿途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坚决抵抗。此时，各国驻华海军联合攻陷了大沽炮台，战火再次燃起。
清廷内部，以光绪帝和许景澄、袁昶等人为首反对与外国开战，而载漪、刚毅等人则主张宣战。督抚之中，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反对开战。但慈禧出于对洋人的私怨，赞成载漪、刚毅的意见，正式对八国联军宣战，并颁布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同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谁知开战不久，义和团和参战的清军便一败涂地，八国联军很快兵临北京城下。
几天前尚捶胸顿足要与洋人一决雌雄的慈禧吓慌了手脚，一面火速调两广总督李鸿章进京，充任全权代表与各国议和，一面化装成一个乡村老太婆模样，携带光绪帝和一大群后宫妃嫔仓皇离京西逃。八国联军随即占领了大清帝国的都城。
京师陷落，帝后出逃，最后以赔款割地来乞求洋人的退兵媾和，四十年前的屈辱一幕竟然一丝不改地重演，爱新觉罗王朝将中华民族推到了丧权辱国的顶峰，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憎恶唾骂，甚至连稍有点民族气节的文武官员们都感到悲愤填膺，对朝廷失去了信心。
慈禧太后一则深感国势的颓弱，企图挽救，二来也想捞回面子，赢得民心，在逃难途中便发布变法自强的上谕。诸多变法中有一个令有志学子很感兴趣的条目，那就是朝廷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将分别赏给举人、进士的头衔，同时也鼓励自费留学。
用官费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本是同治十年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向朝廷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后，由容闳负责此事。他选拔了一百二十名聪颖少年，每年三十名，分四批，于同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光绪元年分别抵美。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呼吸到西方的自由空气，一改国内的卑顺心态，然而却因此引起清政府驻美官员的反感，认为长此下去，这些少年将会变成洋鬼子，根本不可能为国效力，国内一批顽固官员们也深有同感，于是在光绪七年全部勒令回国，留洋一事便这样结束了。
二十年后此事又重新提出。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使国内不少当权的官员们头脑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遂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内认真办理。许多关心国事、器局开阔的青少年更是踊跃报名，巴望被选中。这时留洋的目的地，主要的已不是欧美，而是近邻日本。
日本与中国相隔不过一衣带水，素称同文同种。一个小小的岛国，自从三十多年前实行维新变法以来，国力日臻强盛，以致使得老大帝国都败在它的炮火之下。日本的成功经验，的确值得中国效法，何况去日本路近费省，更有许多方便之处。
湖南自从出了湘军之后，风气大开，选派去日本留学的人也较其他省为多。去年，当两宫回銮再次下诏变法实行新政的时候，湖南巡抚俞廉三便选派了十九人出洋赴日了。今年又听说要选拔四十多人，杨度的心早就不安静了。他很想趁着这个好机会到日本去看一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先生商量时，先生却不赞成。王闿运认为不值得远渡重洋去向外国取经，要救国救民，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只要跟着他研透帝王之学，耐心等待时机就行了。这并没有动摇杨度的决心，他认为到日本去实地看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杨度要弟弟妹妹暂时帮他瞒着先生和母亲，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怀揣着袁世凯所送的一千两银票，搭船由湘潭到汉口，由汉口到上海，然后再在上海换上一条日本海船，抵达日本的都城东京，进了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
杨度在弘文学院一边学习日文，一边留心日本的教育，他结识了许多有志气有作为的新朋友，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黄兴。第一天上课，他便和黄兴同桌。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与他同年，却比他长得壮实威武，以两湖书院高材生的身份，由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杨度见他的墨笔杆上刻着行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又见其砚台上刻着两行字：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杨度于此看出黄兴是个有大志的人，又因同乡，遂与他相交十分亲切。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这段时期到檀香山去了，蔡锷到广岛去了，刘揆一倒是偶尔给碰上了，他也在东京读书。假日里，杨度常常和黄兴、刘揆一等人结伴游览日本名胜，畅谈时事，一晃半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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