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荣光仔细欣赏这四株碗口大、闪着黑红色光泽的灵芝,知道的确不是凡品。张之洞执意要把四株都送给他,他再三推托不成,最后只得接受两株。
“卫大人,您刚才说的铁捐,确实是一项大的捐摊。听说还有一项绢捐,也是民愤极大的。”有这两株灵芝草的效用,张之洞和卫荣光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更为融洽。
“是的。嘉庆时期开始,朝廷便每年向山西索贡绸绢一千二百匹。近十多年来,因为百姓生活苦,绸绢卖不起价,织造绸绢的作坊基本上都改了行,山西交不出这么多绸绢,户部则规定少交一匹绢,用十两银子来抵,于是每年又多出这项费用。这一万多两银子,也只得向各州县摊去,这便是绢摊。”
卫荣光的精神比刚进门时强多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说了起来:“还有一笔大费用,即每隔三年一次的文武乡试,乡试照例由阳曲县承办。办一届乡试至少要三万两银子,阳曲县如何负担得起,只得由巡抚衙门出面,向全省各州县摊派,平均每年要一万两以上。这是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往往都加在百姓头上,百姓怎能负担不重?又怎会不怨声载道呢?”
“地里收成这样差,老百姓的银钱从哪里来呢?”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发问。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不种庄稼而种罂粟。废掉粮食而种毒卉,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此不好,但种罂粟获利是种庄稼的十倍,这叫作逼良为娼。”卫荣光气愤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一放。
张之洞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那一天,踏进娘子关后所见到的罂粟苗,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恨。他恨山西的农人,怎么如此昧良心,不道德;他恨山西的州县官吏,怎能如此公然容许小民犯禁违法!原来,“嗜利忘义”的背后有它一言难尽的苦衷!
接印还没有几天,他就准备下一道命令给各州县:限令三天内全部铲除罂粟苗。桑治平建议他暂缓下令,待把全省的情况摸清楚后再说。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看来,要铲除罂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事,若官府的捐摊不大加削减的话,强行铲除罂粟也并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张之洞非常感激卫荣光的剖析:“卫大人,看来这废庄稼而种毒卉,就是山西的第三大弊病了。”
“可以这样说。”卫荣光点点头,继续他的话题,“此弊病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是种罂粟虽可赚较大的利益,但毕竟不能果腹充饥,平常年景可以用银钱去买粮食,到了饥荒年,都没有了粮食,拿着钱也是空的,这就是前两年山西干旱而饿殍遍野的原因。二是山西大量种罂粟,造成土药价大大低于洋药价,遂使得吸食鸦片在山西泛滥成灾。”
“我到太原这些日子以来,所接触的人大都脸色青黑,身体干瘦,可能都是吸多了鸦片烟的缘故。”
“香涛老弟啊,你还不知道,山西吸鸦片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我的一个幕友这样估计过:乡间十人约有四人吸,城市十人约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这个估计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也差不多。鸦片烟一定要根除,不然的话,整个山西,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场到民间,很快都会烂掉。老弟,这个事要靠你来办了。”
瞬时间,张之洞真有点颓然气沮之感:早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污浊之地,真不该来,在京师做个侍郎,不仅事情少多了,而且还可以免去与这么多鸦片鬼打交道,眼不见心不烦呀!但很快,他便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他是个禀赋刚烈、好强好胜的人,转念又想:当我张之洞把山西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后,太后、皇上、京师的友朋、天下官员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本事了。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卫大人,您放心南下,我非要把鸦片在山西彻底根除不可!”
“好。到底是年轻有为,我已近老朽,这种话就说不出来。”
“卫大人,据说山西的藩库有三十年没有清查了。许多人都说那是一笔糊涂账。我想在我手里办一下这件事,您给我指教指教吧!”
听了张之洞这句话,卫荣光晦涩的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他不是一个糊涂人,当了十个月的晋抚,已看出山西一切弊病中的最大弊病就出在这个财政混乱上。一个省的藩库居然三十年不清,岂非咄咄怪事!账目糊涂,岂不人为地造成给管理账目人以贪污挪用的机会?刚上任时,卫荣光也想有所作为,也曾动过清理藩库的念头。但此念一出,便招致不少人的劝阻,第一个出来劝阻的人便是藩司葆庚。卫荣光心里明白,葆庚做了多年藩司,亲管藩库。一旦清理起来,第一个便要碰着他,也会牵连到许多现任的官吏。说不定,还会牵涉到曾国荃的身上。那个功勋盖世而又刚愎自用的曾老九,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以明哲保身为最高原则的卫荣光只在想过几天后,便脑子冷静下来,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卫荣光自身不是一个贪墨的人,眼见得一批国库蠹虫不得惩罚,他心里也不甘,只要不伤害自己,他还是希望这些蠹虫被抓出来。无论从律法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个人心志上来说,清除侵吞公款的贪官污吏,他总觉得快慰。那么,就鼓励眼前这位素以名节自律,不怕担风险,敢于任事的后任者来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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