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有时甚至是厌恶。这种心态最初萌生于彼此间的政见不同。
作为清流党中重要人物，在对外关系上，张之洞一贯持强硬态度。但李鸿章多采取妥协的做法，主张退让、息事宁人。对此，张之洞十分看不惯，激情勃发时，他也会和清流党的朋友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一起骂李鸿章贻误国家，与汉奸差不多。这几年来，尽管他已从清流党的狭隘圈子中走了出来，对李鸿章的某些做法有些体谅，但他还是认为徐图自强和对外强硬并不矛盾。
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还因为他对李鸿章的人品很反感。他认为李鸿章的为人，一喜拉帮结派，二喜聚敛财货。李鸿章用人，最看重两个背景，一是不是出身淮军或与淮军有渊源，二是不是安徽人。若有这两个背景，又有本事，他则重用，即便没有本事，他也会优予看顾。安徽人尤其是庐州府的人去找他，他都吩咐手下人好好接待，能安置的尽量安置。他有一句名言：“咱两淮人历来生计艰难，好不容易如今混出一支军旅、出息了这么多人物，父老乡亲来依附你，找碗饭吃，你能让他失望而归吗？”这句话，让千万安徽人听了心暖，却也因此而坏事。李鸿章和他的袍泽们所管辖的地方，无论官署还是军营，都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常常使得英雄气短，志士灰心，最后终因甲午海战大败而坏了他的一世英名。李鸿章在钱财上不检点。他本人是来者不拒，他的兄弟子侄则更是放肆聚敛。他们人在外面做官，家中则良田无数，美宅无算，合肥李氏家族是安徽最大的财主。当时有句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对他讽刺挖苦是既辛辣又绝妙。
这两点素为中国传统操守所抨击，也是清流党人敢于与李鸿章作对的所恃之处。李鸿章以乡情和银钱来网罗收买世俗间鸡鸣狗盗之辈，成就了一番英雄豪杰的事业，也因此得罪天下清高之士，招致生前身后洗刷不去的骂名。这原是自古以来，凡做世俗大事的人都不可避免的无奈。“求仁得仁”，就李鸿章本人来说，以他豁达大度之胸襟来看倒也没有什么，但要堵住世人悠悠之口，让人对他有发自内心的敬重，却也是做不到的。
张之洞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突出者，即使当年身为洗马一类的小京官，辈分上低了一辈，他也敢对李鸿章不恭，甚至指名道姓地骂。
如果说这两个方面，在先前尚未构成直接利害冲突的话，那么在中法之役中，张之洞则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李鸿章对他的祸害。按照张之洞的想法，是要趁着谅山大捷的大好时机来一个“直捣黄龙府”，将法国在越南北部的势力一扫而光。此事一旦成功，对国家来说，将可长保滇桂一带的安宁，大大提高在世界上的声誉。对他个人来说，则可以建立更大的功勋，留在史册上的这页记载也将更光彩。可惜，李鸿章却害怕因此而打乱他的和局战略，见好就收，最后反而出现战胜国向战败国求和的咄咄怪事。张之洞深怨李鸿章这样做，使国家蒙受了耻辱。李鸿章则多次指责张之洞是矜能自诩，好大喜功。
张之洞从此与李鸿章结下个人仇隙：李鸿章不但误国，也误他张某人！他决心要与这个四朝元老较量较量，让此人感受一下后来居上者的压力。
张之洞和他的幕友们无疑是铁路兴建的热烈支持者。至于如何办，他安排洋务科拿出具体的方案来。
主管蔡锡勇集合陈念礽等人搜集欧美等国建造铁路的历史资料，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阶段全力支持李鸿章建立中国铁路公司，并成立招商股份公司，先把津通铁路建好。第二阶段兴建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和上海至杭州、宁波的沪杭甬铁路。第三阶段，则为兴建北京到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直贯中国的腹心地带，好比人身上的一根主动脉，对于国家各方面关系重大。但因为线路长，施工难度大，耗资浩大，技术和财力一时都跟不上，故宜摆在第三阶段，待津通、沪宁、沪杭甬三条铁路相继完成后再考虑。
蔡锡勇向张之洞禀报这个三步走的设想后，特别提出：“这是洋务科全体幕友将中外情况反复研究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慎重而又可行的计划，希望香帅能采纳并据此上奏。”自赵茂昌首开“香帅”的称呼后，没有多久，除桑治平和杨锐等极少数几个仍沿用旧称呼外，其他人都一律尊称张之洞为香帅。张之洞也乐于听人家这样叫他。
张之洞没有表示态度，只让蔡锡勇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存放在他的签押房里。
过两天，翻译科主管辜鸿铭对张之洞说了该科几位幕僚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必分三个阶段，铁路于中国太重要了，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铁路建起来，因此他建议先建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一建好，立即就建武昌至广州的铁路，可称之为粤汉铁路。两条铁路建好后，从北到南，从燕赵到湘粤，贯穿一气，中国的大脉络就顺畅了，中国的元气便会很快复苏。辜鸿铭的话，张之洞听了颇为心动，只是这的确是一项旷古未有的大工程，其艰难程度不亚于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眼下能动这样的大手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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