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茂昌被撤后，总文案便由梁鼎芬兼任。他将书院事委托给总教习，自己长住衙门。湖北巡抚谭继洵接到由梁鼎芬起草的咨文，匆匆看了一眼后，便将它置于往来函件柜里。咨文在柜子里冷冷地躺了半个月后，谭抚台才将它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之所以一搁便是半个月，主要还不是抚台公事多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对张之洞的这一套主张和作为不感兴趣，内心深处抱着一股抵触情绪。他一不相信洋人的那一套能在中国扎根结果，二不相信张之洞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能办得长久，但张之洞是总督，又得到朝廷的支持，谭抚台奈何他不得。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也都附和着张之洞，于是谭继洵在三大宪台中便显得较为孤立。不过，府县中却不乏支持他的人，他因此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是错误的。
谭继洵虽不公开反对张之洞，也不得罪王之春和陈宝箴，但他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助手：张制台所办的事，并不是职分内应办的事，也不是我们湖北应办的事，他要办，我们不阻挡，但我们要守定一个原则，即湖北不能为他的事拿银子。当然，湖北应当上交的银子若户部公文明言转给他，我们还是照给，只是湖北不能再为他筹银。张之洞也不苛求谭继洵，只要他不阻挡王之春将户部明文规定的银子转过来就行了。两三年来，因为有王之春、陈宝箴从中斡旋，张之洞与谭继洵虽然主张不合，却也相安无事。
毕竟是总督衙门来的公函，毕竟是他巡抚应办的公事，谭继洵打发巡捕将武昌知府召进衙门里来商议。武昌府的衙门也设在武昌城里，位于巡抚衙门三里远的西南角，与三里外东南角的江夏衙门一起，和巡抚衙门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尽管把江夏县令召来谈话更为直接，但不是特殊情况，巡抚不直接找知县谈。江夏归武昌府管，巡抚跟武昌知府谈，武昌知府再去和江夏知县谈，这是官场的规矩，不能乱了套。
举人出身的知府涂炳昌也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子，此人三次会试不中，以大挑（大挑：清代从举人中选官的一种制度。乾隆以后定制，举人经会试三科未录取，即由礼部分省造册，咨送吏部，钦派王大臣拣选，称“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十取其五。选取者分二等，一等以知县用，称“大挑知县”；二等以教职用。）身份放的知县，做了二十多年的知县、同知，终于在须发皆白的时候熬到一个四品衔的知府。他十分珍惜这顶闪着宝蓝色光泽顶子的大盖帽，生怕它哪一天无意间被风吹了下来。涂炳昌没有才干，也不想做出什么政绩，如果不是做官，不管在哪一个行当里混饭吃，他都绝对是一个平庸得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做官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毕恭毕敬地听上司的话，不折不扣地奉行上司的旨意，至于上司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从不去考虑。
涂知府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巡抚衙门，巡捕马上引导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谭继洵就过来了。谭继洵是个和气的人，一向不对下属摆架子。两个老头子彼此客气一番后，涂知府挺直腰板问：“大人唤卑职过来有何事吩咐？”
谭继洵将总督衙门的公函递给涂炳昌说：“你先看看这个。”
马鞍山煤窑的事，涂炳昌听江夏知县说起过，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听过也就过去了。现在竟然与总督办的铁厂联系起来，那就成大事了，得格外慎重。对于牵涉上司的事情，不管事情本身如何，在涂知府看来都是大事要事，都得认真对待。他的“认真”，就是遵循上司的意旨去办。
“大人，这桩事如何处理，您下个命令，卑职照办就是了。”涂炳昌边说边双手将公函递回给谭继洵。
谭继洵接过公函，随手将它放到书案上，右手指在瘦瘦的下巴上摸了好长一会儿，才慢慢说道：“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吕县令也有禀帖给我，说煤窑已由乡民开采二十多年，养活了近三百户人家，不让开采，断了他们的生计，情理上说不过去。张大人要办铁厂，铁厂要烧煤，煤得由马鞍山出。张大人的这个计划，朝廷同意了，户部还专门为此拨了银子。如果不让煤矿局来包揽，张大人那里也不好交代。这事难着哩！”
“是的。大人说得对，这是件难事。”涂炳昌满脸同情地望着瘦弱的上司。这情景，酷似两个老妇人在聊家常：一个诉说家里的烦恼事，另一个无力帮忙，只能时不时地说些同情话来安慰。
“涂太守呀，我们两个都是过花甲的人了，说几句老头子的心里话吧！”谭继洵将摸下巴的手放下来，搁在大腿上，两眼昏昏花花地望着武昌府的当家人。“其实呀，这世上有许多事或者不需做，或者不必做，或者不急着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苦干着，到头来成者少，不成者多。即使成了又怎么样？时过境迁，转眼就变了味。还有呀许多事，也谈不上什么成不成的，做和不做是一回事，多做和少做也是一回事。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过后一想，都是瞎忙一通。年轻人血气盛，总以为拼命去做就一定好，殊不知世事大多不是这样的。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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