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国藩谨禀叔父母大人礼安：
六月十七发第九号信，七月初三发第十号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内父亲一谕、四弟一书、九弟、季弟在省各一书、欧阳牧云一书，得悉一切。
祖大人之病不得少减，日夜劳父亲、叔父辛苦服事，而侄远离膝下，竟不得效丝毫之力，中夜思维，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来，言渠已买得虎骨，七月当亲送我家，以之熬膏，可医痿痹云云。不知果送来否？闻叔父去年起公屋，劳心劳力，备极经营。外面极堂皇，工作极坚固，费钱不过百千，而见者拟为三百千规模。焦劳太过，后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复病，勤劬弥甚。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操理家政，刻不少休。
侄窃伏思父亲、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精力日迈，正宜保养神气，稍稍休息，家中琐细事务，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劳心细察之事，则父亲、叔父躬任之；凡劳力粗重之事，则另添一雇工，一人不够则雇二人（雇工不要做他事，专在祖大人身边，其人要小心秀气）。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养，不甚用功。以求无病无痛，上慰堂上之远怀。外间求做文、求写字者，求批改诗文者，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是以时时抱疚，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前四弟在京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则毫不能管。故四弟归去之后，侄于外间之回信、家乡应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废弛。侄等近日身体平安，合室大小皆顺。六弟在京，侄苦劝其南归。一则免告回避；二则尽仰事俯畜之职；三则六弟两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亲、叔父严责方可用功。乡试渠不肯归，侄亦无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晋一，侄谨备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谨备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带回，服阕后即可着。母亲外褂并汉绿布夹袄亦一同付回。
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此亦易办，在省城买不过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今年湖北大水奇灾），则更为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买，以供母亲、叔母之使令。其价，侄即寄回。侄今年光景之窘较甚于往年，然东支西扯尚可敷演。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弥缝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不窘迫否？侄于八月接到俸银，即当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岁百金之说也。在京一切张罗，侄自有调停，毫不费力，堂上大人不必挂念。
侄谨禀
评点 道光末年的物价
读这封信，给笔者一个很强的感觉是，曾氏属于身体病弱者一类。此时曾氏尚只三十八岁，从今天的眼光看，刚刚告别青年进入中年，正是血气旺盛、精力充沛的时候，但他却“精力日差”，“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曾氏三十岁时生肺病，几于不救。三十六岁那年，肺病又发了一次，为养病，他在城南报国寺住了两个多月。在此之前，又患癣疾。看来，曾氏在信中所说的是实话，并非无病**。但就是这样一个病号，四五年后居然干起了一番绝大事业，除文治武功外，身后还为世人留下一部千余万字的文集。此事令人深思。至少笔者从中想到如下几点：第一，事业可以振奋人的精神，调动人的潜力，激励人的各种才干超常发挥；第二，即便身体虚弱，也不应颓丧失志。曾氏这种人固然少有，但他做的事业也少有，世人若能做得到他的十分之一，亦了不起。他一个病弱之躯能做到十，我们做到一，总是可以的吧！
这封信说到在省城长沙买一个丫环价为三四十千，若买逃荒女更便宜。我们便来顺便谈点当时的物价情况。当时钱与银的兑换比例是大约一千三百文钱换一两银子（见前选家书）。由此知三十两银子可买一个丫环。曾氏年谱中记载，曾氏借钱三十二千，作为进京的路费，抵京时仅剩三千，可知二十二两多银子能供一举人近两个月的食宿车马费。
另京中官员看病，每次需给医生的车马费一千二百文（见前选家书）。湖南乡下每石谷值钱一千文（见前选家书）。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医生出诊一次光车马费便可买一百四十多斤谷，可见医生收入不低。曾氏六弟在京城做塾师，月薪银五两，约合六千五百文，相当于一个医生的五次车马费，看来塾师不如医生，但每个月可买六石半谷，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
又，道光二十四年家信中说“男自七月起，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须费百金”。包括车夫及骡马在内，一年需要一百两银子，可知养车马，是一项奢侈开支，类似于今天的私人轿车。
曾氏升二品后，年俸银三百，饭银一百，共四百（见《曾国藩全集》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家书），平均每月三十三两多银子，约为六个半塾师的收入。他决定每年寄一百两银子给家里。用这笔银子家中可买谷一百三十石，若光吃饭的话，一个人一年约需三石谷，一百两银子可养活四十多人；若买丫环，可买三个多。这样算起来，可知当时谷不值钱，农人苦；丫环更不值钱，穷人家的女孩子尤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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