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作用是播文，即传播自己的文章。那个时代，传媒不发达，没有报纸，没有出版公司，好的文章难以与大众见面。文人为了满足表现欲，通常使用雕版刷印的方式在圈子内互相传阅诗文。尽管无稿费收入，且要付出不菲的刻印费，但在“名”的驱使下，他们还是乐此不疲。但有一种诗文例外，那就是科举考试中得胜者的闱场诗文：试帖诗、八股文。
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都是一种应试教育。学生有无出息、教师行不行，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在考试中获胜。这些闱场诗文的作者既然高中了，那么他们的诗文就是好诗文，这些诗文就是千千万万奔竞此途的士子们的范文。于是乎，这些诗文也就具备了商品的价值。换言之，它可以卖钱。乡试、会试的时候，省城和京师书肆里便有大量诸如《闱墨观止》《闱墨精华》的书出售。曾氏在一封书信中还特为提到陕西有个名叫路润生的人，他编的此类书更受士子们的青睐。大概此人对阅卷官的心态揣摩得更为深透，甚至有猜题的本事。这与今天高考参考书、考研指南中以某某教授编的为好是如出一辙的。可以说，清代咸丰年间的路润生具备了指导闱文的“品牌价值”。
傅泽鸿便是怀着诸如此类的种种目的，给曾氏寄来了几十份自己的朱卷，企盼这位大人物为他援手。但从这短短的“又示”中似乎看不出曾氏对傅的朱卷的态度，既未夸其文章好，也未叫儿子去读，只是让儿子送三十两银子给傅。这三十两银子应视为曾氏对同乡后进的奖励，亦即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支持；至于文章，或许在他看来无甚称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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