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皇上的两个方案，曾氏并未作正面的回答，只是在肯定左的才干之后，请明降谕旨，正式委任。为什么要“惟求”此呢？因为左此刻尚是官司在身的人，“明降谕旨”则表示官司了结了。
与此同时，胡林翼对这道上谕也有个答复：“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以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大戆、宽饶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臣与左宗棠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经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应请天恩酌量器使，并请饬下湖南抚臣，令其速回湖南招募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比较曾、胡两人的这两道复奏，同是左的赏识者，在情感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胡热情洋溢，不厌其烦地历数左的功劳，并为左的缺点袒护，亦不回避与左的亲密关系，大有内举不避亲的味道，明确请求让左自领一军募勇六千（这个数目在当时算很大了）。
曾氏是明显的公事公办的态度，看不出两人之间的私交关系。
曾氏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呢？以他的知人之明，难道不知道左乃大才？他的三个弟弟都可以自领一军，左就不行？笔者揣测，可能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曾的心里还是记着咸丰七年初，左对他“肆口谩骂”的旧嫌，“黄老之术”可以让他在技术层面上做到以柔克刚，但天赋的刚强好胜的性格，岂是两三年的修炼工夫便可彻底改变的？二是曾氏深知左只能指使人而不能受人指使的个性。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师爷，湖南巡抚要听他的；今后若在曾氏帐下自领一军，岂不连曾氏也要听他的？
曾氏表面上的热情和内心深处的排斥，左自然心中有数。同治三年以后，曾左不和公之于世。要追溯原因，咸丰十年自领一军的事，未必不是其中之一。朝廷采纳了胡林翼的意见，很快命左宗棠以候补四品京官的身份，在湖南招募五千人，听从曾国藩的调遣。左宗棠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楚军”。“楚军”的建制从一开始就与曾氏的湘军不同，其“别树一帜”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左指挥这支楚军连战连捷，很快便出人头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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