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把若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协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的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瓒又提出一个问题。
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瓒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瓒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合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瓒浑身热血奔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瓒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瓒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间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当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事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要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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