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敢再说什么，忙磕头谢恩，退了下来。他不知那天是怎样回到家里的。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想到即将大祸临头，心中不免有点懊悔。原以为今上会有所作为，谁知却这样的器量狭小！他设想马上会来的处分：重则削职为民，轻则降级外调。他吩咐欧阳夫人收拾金银细软；又把纪泽叫到跟前，告诫他好生念书，日后只做一个明理晓事的君子，千万不要做大官。纪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曾国藩着实紧张了几天。后来听说咸丰帝气消了，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没有处分。一场惊恐虽已过去，但新天子的圣德，曾国藩也算体会到了。
曾氏批评咸丰皇帝一事，见之于其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所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几乎全盘予以拒绝。咸丰帝的态度，见之于他亲笔所写的朱批：“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批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曾氏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上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使曾国藩深深懂得，当今为官，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亲贵的支持，要办大事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办团练，性质更加不同。团练若不能打仗，则不成事；不成事，则皇上看不起。若能打仗，必然会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猜忌甚深。这支军队将会招致多少嫌猜！弄不好，非徒无功，还有不测之祸。再说，湖南的吏治也太腐败了，在十八省中可谓首屈一指。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皇上多次痛责湖南的吏治。原巡抚陆费泉、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都因贪污营私舞弊、办事颟顸等原因交部严议，或撤职查办。现在巡抚、两司虽说都换了新人，但多年来的腐败习气，岂是换掉几个人就会改变的？还有一个原因隐埋在他的心底最深处，不能有丝毫流露——
过去在京中做官，从奏章、塘报，以及亲友的信函中，曾国藩知道国势已衰败。这次出京南下，从直隶到山东，从苏北到淮南，所到之处皆哀鸿遍野，饿殍盈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各种事态都使他感到国家正处在人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时刻。曾国藩多次在心里叹息：没有想到国势竟坏到这般地步！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半天，他亲眼看到长毛军容整齐，战斗力强，军中亦不乏人才。尤其是那晚要他誊抄的告示，以民族大义鼓动汉人起来光复国土一节，更是甚合汉人之心。看来洪杨非等闲之辈。莫非天意真的已厌倦爱新觉罗氏，要改朝换代了么？自己受皇恩深重，理应匡扶皇室。但天意既厌，人力岂能改变得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皇上的江山，能保得住吗？
想到这些，曾国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料欲效武乡、邺侯竟不能！”他决定不受命，至少暂不受命。曾国藩不再想了。他从床上起来，摊开纸，要给皇上写一份“恳请在籍终制折”。
经过三四天的反复修改、润色、誊抄，奏折已出来了。正拟派人送往长沙，呈请张亮基代奏，荆七进来禀报：“湘阴郭翰林来访。”
又是几年没见面了，曾国藩与郭嵩焘两位至交老友相见后分外亲热。郭嵩焘以晚辈身份，向停厝在腰里新屋的江氏老太太灵柩跪拜行礼，又拜谒老太爷曾麟书，并与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一一见面。
郭嵩焘对曾国藩说：“我来荷叶塘，一来向伯母大人致哀，二来向仁兄恭贺。”
曾国藩惊道：“我有何事可恭贺？”
嵩焘笑道：“听说仁兄即将赴省垣高就，总办全省团练事务。三湘士人，识与不识，莫不欣欣然，咸谓湖南之事可为，期望仁兄慨然展郭、李之大才，一施素日澄清天下之抱负，抚境安民，拨乱反正。此等大好事，嵩焘能不恭贺？”
曾国藩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兴奋，脸上却毫无表情，说：“筠仙谬听传闻。张中丞虽来信相邀，皇上近日也有谕旨，但国藩身已不祥，何能担此重任？张中丞那里早有信婉谢，皇上谕旨，我亦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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