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只得点头应允。
第三天，三舅红光满面地回来了，兴奋地对外甥说：“你就准备做新郎官吧！黄老先生说，朝廷现在是昏聩到顶了，否极泰来，清明时刻的来到不会太久了。办了喜事后，子只管放心出国去，家里事都交给仲瀛。子榜眼公虽没做成，名声已是传播天下了，今后一定会做大官的。只要那时富贵了，勿忘糟糠之妻就行了。”
未来老岳丈的这几句话，给遭受意外挫折心情抑郁的杨度很大的安慰。他想，有如此明达之父，必有贤惠之女，静竹虽然去世了，幸而有人可以代替她。
黄老先生亲自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这天，石塘铺完全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仪式，为这个喝过洋水又即将再去喝洋水的新郎官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婚礼，黄家的仲瀛二小姐则从这一刻起，成了杨家的媳妇。
半个月后，杨度告别母亲、妻子、妹妹和湘绮师，背上一个简单的行囊，并特意将马福益所赠的那把倭国古刀佩戴腰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石塘铺。
杨度再次踏上东京土地时，距他前次离别仅仅只有十个月。他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重来日本。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十个月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界，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人数的激增。去年十月，杨度回国时，留日学生不过五百人左右，而现在已多达一千二百余人。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朝廷的鼓励。今年春天，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个奖励留学的章程。章程上说，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也有不少人是受这种驱使来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学生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无论是激烈地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温和地拥护光绪帝的保皇派，都肆无忌惮地集会结社，侃侃高谈自己的观点，言谈之中，洋溢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就连专门为禄利或为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而来的人，也不能不卷入其中，倾听别人的政治主张，发表自己的国是意见。相对于国内的沉闷而言，日本的留学生界如同一锅沸水。这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多月前的拒俄运动。
沙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帝国。早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犯。19世纪中叶以后，又不断强占中国边界，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庚子年它是八国联军之一。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年四月是沙俄从中国东北撤军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年二月，日本东京《时事新报》发表号外，登载沙俄驻日公使的谈话，说什么“俄国现在政策是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四月二十九日，东京留学生界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志愿参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愿在东京本部工作，还有十二名女学生签名参加护理事务。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誓以身殉为大炮之引信，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两天之后，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驻日公使蔡钧。他对朝廷说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廷与日本当局相勾结，严令解散了学生军。此事对日本留学生刺激很大。本来大部分留学生只想拒俄，并非要革命。现在朝廷将拒俄与革命混为一谈，倒使不少学生清醒过来：不革命则无以拒俄。于是以黄兴、陈天华、秦力山等人为首，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采取“鼓吹”、“起义”、“暗杀”三种形式与朝廷作斗争。就这样，留日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种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杂志相继诞生。
杨度记得，他离开东京时，留学生界的报刊只有《国民报》、《新民丛报》以及他和黄兴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等三四家，而现在又冒出了《湖北学生界》、《大陆》、《浙江潮》、《江苏》等一系列刊物，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杨毓麟的《新湖南》，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朱德裳的《中国魂》等等，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影响极大。
杨钧和代懿到达东京后，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日文补习，分别进了弘文学院和陆军学校。杨钧很用功，半年后便能用日语谈话了，空余时练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艺很快传遍了留学生界。知道哥哥要来，他在饭田町为哥哥找了一间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名叫田中龟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个独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横滨一个富商的女儿，于是他住横滨协助岳丈经营商务。田中龟太郎十分喜爱汉学，尤嗜好中国的书法篆刻。他能讲中国话，因治印与杨钧认识，结为忘年交，情愿以半价出租给这位小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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