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八 初次会晤，杨度就认定孙中山是个磊落大丈夫
一段时间里，杨度忙于应付东京留学生界的各种集会，报告回国联络湖南绅商以及游说张之洞的过程，常常博得青年学子们的阵阵掌声。杨度很得意，因此而对宪政的研究投入更大的热情。他日以继夜地研读西方著名学者有关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他将西人的论述与中国的现状加以比较分析，废寝忘食地潜心思考摸索，试图为自己的国家选择一个最佳的国体政体，制定一套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律令。他常常感到十分疲倦十分困顿，但一旦想起自己是在做萧何、陈平、俾斯麦、伊藤博文的事业时，便会立即精神振奋。偶尔他也会记起静竹送他的那截拜砖，想起妙严公主的故事，情绪更会受到鼓舞。
慢慢地，一张较为清晰的蓝图出现在他的脑际。他认为时处今日，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在于创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而创建这个责任政府的关键，又在于建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建立责任内阁的基础是国内应有成熟的政党，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那样，只是中国目前尚无此等政党。山堂会党虽然很多，但统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团体，没有系统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缜密的组织纪律。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虽然略具政党雏形，但起义没有发动，在政治上毫无影响，也不具备执政的条件。然而时不我待，不能等有了完全合格的政党再来谈责任内阁。为此，杨度很费了一些思索。后来，他设想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即先建不党内阁，也就是说内阁中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皆为官吏而非政党中人。此阶段可称之为幼稚立宪国之政府。进而再实行半党内阁，即内阁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由政党和官僚杂组而成。此阶段可称之为过渡立宪国之政府。再进而实行政党内阁，即由议会中获多数票之政党组成内阁，总理大臣为该党党魁，各部大臣均为该党成员。此阶段才是完全的立宪政府，即真正的责任内阁。
这张蓝图施工的第一步是促使朝廷速开国会。出席国会的代表应该真正具有人民性，具有人民性的国会才能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才能制约责任内阁，有受制约的责任内阁才可能把国家领导好。
杨度如此反反复复地推敲论证后，觉得自己的这一套政党内阁制是救中国的最佳方案。
他把这套方案告诉梁启超。梁启超赞赏他的方案设想精致，步伐稳妥，不过与中国的实情并不完全吻合。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从整体来说尚处在未开化之中，因愚昧而衍生的奴隶性意识很强，他们盼望的是在圣明的天子，即王道的统治下生活，并没有要自己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这是中国与泰西各国最大的不同，而与日本最大的相似之处。但日本的国民教育远比中国为高，所以日本也可以实行君主立宪。对于中国而言，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因此，救中国最好的方案是开明专制。
不过，梁启超还是认为杨度的思想与他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愿意和杨度共同组织一个政党，推杨度为党魁。不料，梁的这个设想遭到其师康有为的坚决反对。他大骂杨度的君宪方案实质上是架空了皇上，最后会堕落到无父无君禽兽不如的地步。又说光绪帝是圣明君主，只要光绪帝一复辟，便可立行变法，可立予国民议政之权，可立予国民自由民主。他声称自己深受皇恩圣眷，此生唯有竭尽全力为光绪帝复辟而斗争，此外概不他想。康有为最后斥责梁启超与杨度组党是背叛他的行为，拥护杨度为党魁尤不能容忍。
梁启超虽对其师的霸道很是不满，且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已越来越大，但还是不想与师门公开决裂，于是只得作罢。杨度也不想与这个顽固不化的保皇头子搅在一起，他计划自己办一张报纸，通过这张报纸来网罗同志，组成一个既不同于康梁保皇派，又不同于孙黄革命派的新党。
这天下午，他又在为此思虑的时候，屋外传来一句欢快的声音：“子先生，你看谁来了？”
随着声音进来的是千惠子，他身边走着一个中年男子。那人一脸微笑，主动走上前去，用洪亮的广东官话爽朗地说：“子先生，你不认识我吧！”
说话的同时，一双手也伸了过来。杨度忙迎上前去，将来人的双手紧紧握住，专注地看着他。
这个人个头不高，身材匀称，脸孔方方的，五官端正，尤其是一双微微下凹的眼睛十分明亮而有光辉，给人以坦荡诚恳且睿智洞达的印象。上嘴唇上留着宽宽的八字胡须，头上蓄着西式短分发。他身着深蓝色条纹西服，系一条洒满小花朵的咖啡色领带。脚上穿一双擦得一尘不染的西式黑皮鞋。
杨度觉得此人既有一种不同凡响的高雅气质，又有平易随和的常人性格，只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连声说：“久仰，久仰。”又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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