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徐、那许久不开口，奕劻终于不能再等待了。他苦笑了两声说：“我看你们也不要再装糊涂了，这世上除了袁慰庭，再没有哪个能去武昌和革命党打交道了。这点，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只是一为老友，一为亲家，怕别人说闲话而已。我看呀，这事咱们谁也别一个人出头，干脆我们三人联合递个折子给太后和摄政王，奏请朝廷命袁慰庭出山，南下平乱好了。”
“王爷说的是。”徐世昌和那桐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稍停一下，那桐说：“叫慰庭出山，总得给他一个头衔吧，加什么头衔好呢？”
奕劻想了想说：“正好瑞澂的湖广总督丢了，就叫慰庭去顶这个缺吧！”
徐世昌想：一个湖广总督的缺，大概不会引起袁世凯多大的兴趣，不过现在也只能如此了。他点点头说：“行。不过，先得打发人到彰德去一趟，与他通个气，听听他的想法，方才显出朝廷的诚意。”
“菊人说得对，是得先派个人去彰德。”那桐立即表示赞同，转而又问，“派谁去为宜呢？”
镶黄旗籍的那桐是个典型的福官。他一生仕途亨通，由主事升学士，升侍郎，升大学士，又做军机大臣，两个月前又授内阁协理大臣。几十年来几乎是直线上升，没有受过挫折。他的为官诀窍就是不想事，没有己见，也不得罪人，故而升官没有障碍。因为不想事，他的脑子里多为糊涂账。派谁去，他的人才夹袋里找不出一个人来。
“菊人，你说派谁去为好？”奕劻也想不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既要和慰庭私交好，又要不太引人注目。派谁呢？”其实，徐世昌心里早就有了一个绝好的人选，只是故意磨蹭一下，不直接说出来。
“是的，既要是慰庭的朋友，又不要太招人显眼，哪一个好呢？”那桐搔着肥大的脑门，做出一副焦急思考的模样。
“王爷，那中堂！”徐世昌好像突得灵感似的。“你们看杨度行不行？”
“你是说宪政馆的杨子？”那桐问。
徐世昌点点头。
“杨度口才不错。早几天资政院续议新刑律，他在会上作了演说。据说掌声雷动，朝廷派往资政院演说的官员，还从来没有哪个像他这样出风头的。”奕劻将一个精致的琥珀鼻烟壶拿到鼻子边嗅了嗅。“好，那就这样吧，叫他马上出京，今夜坐夜班车去彰德。”
杨度得知这道紧急命令时，他正在修改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就是几天前他在资政院议论新刑律的演说中所阐述的，化为论文时，他可以将道理说得更深刻些。他准备将这篇文章送给《帝国日报》去发表，以便让国人都知道这部新刑律与旧刑律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为此他给这篇文章标了个醒目的题目：“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
杨度记得，几个月前，法部侍郎沈家本邀他参加制定新刑律时，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旧刑律，其立足点在家族主义，所谓夷三族诛九族等，皆以家族为本位，而新刑律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家主义上。杨度十分赞同沈家本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刑律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刑律相接近，才有时代的气息。但有不少人反对，劳乃宣便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个。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礼教乃天经地义不能移易，有之则为中华，无之则为夷狄；有之则为人类，无之则为禽兽。中国的刑律须以中国的礼教为基础，礼教首重君臣父子之伦，所以刑律不能舍家族主义。沈家本鼓励杨度等人不要受劳乃宣之辈的干扰，把新刑律制定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部大异于历代旧刑律的新刑律制定出来了。为了取得资政院的通过，主要制定者杨度受法部之托，作为政府特派员向资政院的议员们演说。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吴兴人，光绪进士，曾任知府、道员、按察使等职。光绪二十八年任刑部左侍郎，并任修订法律大臣，先后兼大理寺正卿、法部右侍郎等职。曾修订《大清现行刑律》，并制订《大清新刑律》。
杨度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地演讲了两个小时，将刑律不能不改良的理由以及新刑律与旧刑律的异同之处作了详细的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建筑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旧刑律非改革不可。按理说，一国之官吏应该对国家负责，而中国过去则不然。一个人做了官，一定要为他的家族谋利益，如此官员一定贪污。因为只有贪污，他才能给家族带来实利，他才是家族的孝子贤孙。今日中国各种弊病的根由，都是缘于这样的孝子贤孙太多，而忠臣太少。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日益削弱家族主义。此乃新刑律的精神之所在，即与旧刑律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1911年10月11日武汉上空浓烟滚滚（上图）
1911年在汉口日本领事馆房顶，日本和英国军人正在观看武汉首义的战况（右图）
1911年革命军占领上海后，外国军队行军经过上海南京路之景况（下图）
杨度的演说博得大多数议员的理解，掌声经久不息。新的刑律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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