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竹死后，杨度精神恍恍惚惚很多天，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是静竹的影子。一会儿是江亭，静竹笑吟吟地坐在他的身边，看他在绢扇上题词，一边说：“我看重的是词，不是榜眼。”一会儿是潭柘寺，他们俩在观音像前定情，静竹激动地说：“子，你一定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一会儿是西山茅舍，静竹冷静地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一会儿是槐安胡同书房，静竹像哄孩子似的抚平他心上的愁结。
就在这样恍惚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也浮现出东瀛的千惠子，浮现出云吉班的富金。这两个女人都曾经让他倾心过。千惠子美丽高洁，对他一往情深，但她终究拗不过她的家族，不愿为他作出牺牲。他们之间没有命运的联系，时过境迁，哪怕今后就是再见到她，大概也不会有太激烈的情感冲动。富金也美，也爱他，但她只是一个世俗妓女，联结他们之间的纽带不过是金钱权势而已。一旦无权无势了，她也就不是他的人了。这样的女人，即使先前再令他倾心，现在也没有挂牵的必要了。杨度越来越看得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把全部爱情给了他，为他牺牲了一切，时时刻刻关心着他，与他同命运共荣辱的，正是这个出身低贱而骨格清纯的静竹。想到这里，杨度真心觉得对不起她。
二十年来混迹政坛，不要说帝王之学已成泡影，就是连一桩实实在在于国于民有益的小事也没有办成，离一个伟男子真正有十万八千里之遥。静竹她也有希望，也有理想，但屡受挫折，历尽磨难，然而她都能淡泊处之，不怨不尤，莫非正如她所说的，是心中有佛的缘故？湘绮师一面研习老庄之学，一面热衷帝王之业，可见老庄不能使人归于淡泊。这几个月里努力奉行老庄清静逍遥的说教，口口声声说丢掉帝师王佐之念，但成天这样唠唠叨叨的，可见此念并未在心里泯灭。觉幻劝我在蒲垫上将息，寄禅说我有慧根，何不舍老庄而入佛学呢？即使是出于对静竹的爱，也应该坐到菩提树下呀！
杨度的这个想法，大家都赞成。
拜了一世观音菩萨的老太太连连说：“早就该这样了。人活在世上，靠谁保佑？别的都靠不住，只能靠菩萨！”
黄氏夫人和亦竹都附和老太太的意见。
夏寿田说：“佛学是门大学问，只有钻研深透了，才会更好地信仰它。我看先得研读佛经。”
叔姬赞同夏寿田的观点。
杨度说：“我们一家连同午诒在内都做佛门居士。母亲和仲瀛、亦竹做修行的居士，我和午诒、叔姬做修心的居士。修行派不必读经，我们修心派则要像当年在东洲读孔夫子的书一样，从今以后摒弃一切闲书，闭门攻读内典。”
大家都说好。
亦竹说：“你们闭门读经，我不反对，但饭总是要吃的，家里银元不足一百了，今后怎么办？”
自从辫子军复辟失败后，张勋便躲进外国使馆不露面，他的幕府无形中便散了，房子也好，每月三百薪金也好，都无人过问。亦竹又一次感到经济拮据了。
夏寿田说：“我还有点钱存在一家英国人开的银行里。我偷偷到北京去一次，取两千块钱来。”
杨度忙说：“不要去，万一被他们看到怎么办？你住我家，再没钱也不要你开支。我早想好了，八宝瓶还剩下七个，或当或卖都可以，够吃一两年的。”
过几天，亦竹将那七个瓷瓶卖了五千块银元，解了燃眉之急，大家的心都放宽了。于是，杨度、午诒和叔姬放下手中的《老子》《庄子》，在天津租界洋楼上，闭门读起佛经来。
刚拿起一本《华严经》，杨度便想起一桩大事来，这便是寄禅临终所托付的诗稿整理事。过去忙，无暇及此，现在正可以借这个机会，在这位佛学大师禅诗的导引下进入佛的王国。
杨度从柜子里拿出保存了七八年的寄禅的诗稿来。打开这些诗稿，他才发觉此事并不好做。一是杂乱。寄禅留下的诗二千多首，除已编好的《白梅集》《嚼梅集》《餐霞集》，其他的诗都还没有清理、分集命名。二是稿面不整洁。寄禅早年失学，字写得差，错字别字很多，到处是涂涂改改的。尽管如此，杨度仍觉得整理这位天才诗僧的遗作是学佛生涯中的美好享受。
杨度撰《八指头陀诗文集》序：“自后师不再归，予亦出游，湖海流离，十有余载，中间未曾一见。惟予居日本时，师自浙江天童山寄诗一首而已。民国元年，忽遇之于京师，游谈半日，夜归，宿于法源寺。次晨，寺中方丈道阶法师奔告予曰：师于昨夕涅槃矣。予询病状，乃云无病。道阶者，亦湖南人，妙解经论，善修佛事，师之弟子也。予偕诣寺观之，遣归葬于天童，并收其平生诗文遗稿以归，待乞湘绮先生为删芜杂，以之付刊。先生暮年耽逸，久未得请，予亦政变，身为逋客，未暇及此。湘绮先生旋复辞世，越二载，予得免名捕，复还京邑，始出斯稿，以付手民。然未敢为删定，仅整齐次第之而已……世间生灭无常，一切等于此物。师何必有此作，予何必无此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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