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的经心书院，是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创办的，二十多年来，这所学堂为湖北培养上百名举人进士，但近年来，却有日渐衰败之象。大前年都司湖涨水，浸坍了一部分斋舍，至今也没修缮，几个有名望的先生去别省任教，于是到经心书院来读书的学子也减少了。张之洞来到这里视察，见自己当年倾注极大心血办起的这所书院，被弄成如此模样，犹如眼见自己长大的儿子没有成器似的，心里十分难受。调查原因，一是这些年学台无能，巡抚不重视，拨下的经费不足；二是书院的山长不是一个热心教育的人，他更大的兴趣是混迹官场，时常出没于官府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而不是传授学问作育人才的人师之头领，因而招致一些正派教习的不满，终至弃他而去。
张之洞决定整顿经心书院。他辞退那位热心社交而不热心教学的山长，将所赏识的梁鼎芬从广东端溪书院请来出任经心书院的新山长。梁鼎芬这几年在广东办端溪书院，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又受风气影响，头脑里增添许多新式学堂的观念，他在察看了经心书院后，向张之洞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
“香帅，这都司湖水光潋滟，四周草木葱茏，是个办书院的极好地点，依学生的直感，此地今后可出大人物。”
张之洞笑道：“这地方本是我亲自选定的，可惜这二十年来书院没办好。现在由你来接办，希望能应你刚才的话，在你做山长的时候，书院出一两个大人物。”
梁鼎芬听了这话，浑身热血沸腾起来，说：“香帅如此看重学生，学生一定鞠躬尽瘁，把书院办好，不负香帅的期望。”
“好，书院的山长就应该都有这种想法。多出几个举人进士，自然是办书院的目标，但真正的还是要作育能办事的人才。许多举人进士其实只是书呆子，‘四书’‘五经’背得很熟，八股文也做得好，但处事却不行，官也做不好。办事为政，还得有真才实学才行。你今后掌书院要多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尤其注重发现和培养那些有卓异才干的人。今后书院若出一两个曾文正公、胡文忠公那样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你这个山长也就不朽了。”
张之洞的这番期待更激发梁鼎芬的热情，他在心里将原先的计划又作了一番扩充：“香帅，学生想将经心书院作一番大的改造，办成一所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
张之洞办事一向喜以天下第一作为自己的目标，梁鼎芬也能有这个心思，这是他所最为欣赏的。他微笑着问：“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你有些什么举措呢？”
“学生想首先得把这个书院的规模扩大，至少扩大一倍。其次得把教学门类增多。经心书院目前只有经学、史学、理学、辞章学四门，学生想在这四个门类的基础上再增经济学和西学两个门类。在西学里开设算术、天文、地理、测量、化学、矿冶等科目。”
“这个想法好，”张之洞打断梁鼎芬的话，“铁厂、枪炮厂办起后，很需要西洋人才，今后这方面的人才要大量培养。你去聘两个常年西学教习，铁政局的洋匠们也可以兼兼课。”
“有香帅的支持，学生的胆子更壮了。第三个想法是要用高薪聘请全国最有名的各科教习。”
“书院办得好不好，关键的一点就得看有没有好教习。你用重金聘名宿，我同意。”
得到这句话，梁鼎芬的底气更足了，“香帅同意，学生便可放心去做。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银子。学生思忖着，最要紧的是修缮旧房，新建斋舍，最少得要七八万两银子才能动得手。学生想请香帅拨下这笔银子”。
张之洞摸着胡须思考片刻说：“七八万两银子一时拨不出，先给你三万，你拿去用着，我慢慢再调拨。”
“有三万银子，也可以先动手了。”
梁鼎芬满意地起身告辞。
一个月后，他兴冲冲地告诉张之洞一件事，武昌茶叶商会会长表示该会愿意为经心书院捐款二十万两银子，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书院每年能为茶商子弟留十个名额。
茶商的要求并非无根据。早在二三十年前的战争时期，朝廷就用“增广名额”的办法来奖励捐助军饷。每个省的乡试中式名额是有定数的，不能增多。军饷紧绌时，这也成了朝廷一条生财之道：全省多捐一百万两银子，则扩大乡试文武名额各一人，多捐二百万两，则扩大文武名额各两名，并成为定例，永久不变。这其实和捐款买顶子是同一回事：用名器来换银子。
中国官方历来奉行重本抑末的方针。本即农，末即商，重视农桑，压抑商贾。对商人有很多限制，有的朝代甚至规定商人只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戴什么式样的帽子，使得商人在公众场合抬不起头来。虽然这种带有羞辱色彩的政策实行并不久，但对商家子弟入学做官则历代都限制得很严格。清末，由于西风传入，这种现象大有改观，然在传统守旧人的眼里，商贾总与奸诈连在一起，商家子弟进书院也多有阻力。武昌茶叶商会希望用二十万两银子来换取十个弟子名额，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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