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一下，溥隽念道：“西风乍起时，群雁飞江南。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
慈禧笑着说：“诗作得不错，赏你一套文宗爷用过的笔墨，下去吧！”
载漪带着儿子，高高兴兴地出了养心殿。
载漪父子刚出宫，崇绮便对慈禧说：“老佛爷，恭喜恭喜，端王府有这样聪明的小主子，老佛爷您有这样颖秀的内侄孙，这真是大清之福。溥隽知书达理，尤其诗做得好。‘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这诗真有王者气概。老佛爷，您若将溥隽赐给老朽做门生，老朽这一世就算没白活了。”
慈禧听了这话，很欢喜，说：“好啊，就叫溥隽拜你为师吧！”
崇绮乐得白胡子翘了起来：“老朽谢老佛爷了。”
见过溥隽这一面后，慈禧已在心里定下了这桩大事。
溥隽进宫面试并得到老佛爷的赞许之事，很快便传遍朝廷上下，端王府立即车水马龙，热闹如市。在许多人的心里，端王府就要成潜邸了，其中荣禄、刚毅、启秀、裕禄、徐桐等人更为积极。
荣禄、刚毅在这次变局中，坚定地站在太后一边反对皇上，启秀、裕禄是新政期间进的军机，他们本是皇上提拔的，却反了水投靠太后。他们都害怕一旦山陵崩皇上重新掌权后会报复，遂一致主张废除皇上，另立新主。徐桐一向反对西学，他不满光绪，主要在信仰上而不是利害关系上。荣、刚、启、裕执掌军机大权，是眼下大清国的实力派人物。徐桐身为大学士，又曾做过同治帝师，年高德劭，在朝廷中有极高的声望。他们与慈禧结成联盟，废光绪立溥隽，看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事了。但这时却有两位王爷主张持稳重的态度，一是军机处领班礼王世铎，另一个是总署大臣庆王奕劻。
世铎做了十四年名不副实的军机处大臣，奕劻则是近几年来走红的王室重要人物。
世铎和奕劻与光绪无怨隙，他们站在较为超脱的立场上，认为废除皇上一事太重大，且光绪因行新政而废，亦颇冤枉。二人意见一致，遂共同奏请慈禧，但他们不便直说，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
世铎奏：“近日王公中密传，谓皇上病重，不能理政，老佛爷有另立之意。奴才和庆王以为此事可否听取京外督抚意见，请老佛爷圣裁。”
慈禧看了看奕劻：“你也是这个看法？”
奕劻叩头说：“奴才的看法与礼王爷一样。”
慈禧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问世铎：“依你看，此事如何与地方督抚商议？”
世铎说：“此事太重大，又属绝等机密，不可扩散，只宜与极少数人商议。奴才与庆王私下认为，当今天下只有三个总督可议此事。一为大学士、前直督李鸿章，二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二人为湘淮两军硕果仅存者，且久为总督，老成稳重，此二人非得事先征询不可。第三位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此人非湘非淮、非台非阁而受天下督抚推重，眼界开阔，谋国忠贞，此人亦宜与之商议。三人之外的督抚，似不宜让他们知道。”
慈禧又沉默多时后才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军机处办个绝密信函，分寄李、刘、张三人，叫他们直抒己见，尽快答复。”
第二天，三封绝密信函由军机处发出，一封直送贤良寺李鸿章寓所，另两封以四百里加急分发江宁和武昌。
李鸿章从欧美五国回来后，满以为可再获重用，却不料依旧只是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自雍正建军机处后，内阁的权力便大为降低，到咸同之后，内阁大学士完全成了一个虚衔：位虽高，秩虽隆，而实权几乎一无所有。“大学士”往往成为对立有大功之人的荣誉褒奖。李鸿章很少去内阁办事，当然也无事可办。他一直住贤良寺，读书散步，门前冷冷清清。他是一个十分看重权势和事功的人，处于这种境遇，自然心境抑郁。对于前一段的新政，李鸿章的态度比较复杂。
应该说，李鸿章是最早认识中国已落后世界很远，必须向别人学习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的这个认识是在战争中得来的，是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正因为此，早在同治初年，他便办起了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等一批洋务军工厂，是曾国藩“徐图自强”国策的重要制定人和继承者。早在同治九年，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便和曾国藩会衔上书，提出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建议。后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直督兼北洋大臣的岁月中，他更是倾尽全力办北洋水师，办军火工业。光绪的百日维新变法，不过是以朝廷的名义将他三十年来所做的事业推行于全国罢了。作为第一代的试办新政者，李鸿章怎能不拥护不支持？
但是，对刚刚夭折的新政的实际谋划人康有为及其一班子人员，李鸿章却与他们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隔阂的原因，不在学理上和策略上，而在感情上。
甲午海战失败，李鸿章被康有为及康的同志们骂为汉奸、卖国贼，已够伤他的心了；后来强学会成立，他打发家人持两千两银子要求入会，而遭到严拒，这对他来说，更是脸面扫尽。于是李鸿章不再与康党发生任何联系。对康党这次的惨败，李鸿章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不过，作为一个淮军统帅出身的国家重臣，他的胸怀尚不至于褊狭到不能容骂他的人。在心灵深处，他还是欣赏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新政期间，李鸿章一直安居在贤良寺里，静观时局变化，可与否，他都不置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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