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堂、办新军、办工厂，凡有兴作，第一步便是筹措资金。到处需要钱，到处都向总督衙门伸手要银子。“银钱”两字，令他焦急，令他忧虑，再一次“银钱短缺”的重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多么盼望能有点铁成金之术：顷刻之间，他的面前便可出现金山银山。他甚至幻想过，能在哪一处施工现场，突然发现前人埋在地下的金窖银库。当然，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怀着满腔洋务宏图的湖广总督，从哪里去获得眼下所急需的大批资金呢？
这一天，陈衍来到签押房，他对面有愁容的总督说：“卑职知香帅为资金一事苦恼，愿向大人献一奇策，可立解燃眉之急。”
张之洞颇为疑惑地望着这位瘦小的八闽名士，见他一脸正经，不像说笑话的样子，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之洞似笑非笑地说：“你有办法可立刻筹集一批大的银钱？”
陈衍点头：“是的，不出两个月，您可得二十万两银子，半年光景，您可得七十万两银子。”
张之洞问：“你是去借钱？”
陈衍摇摇头：“不是借。现在借钱利息都很高，何况也借不到这么多。”
张之洞盯着陈衍的眼睛：“你想去学梁山泊的草寇，打劫生辰纲？”
陈衍哈哈笑起来：“香帅真会取笑。太平世界，朗朗天日，我一个弱书生怎敢打劫别人的金银！”
张之洞也笑了，说：“那你的奇策是什么？”
陈衍收起笑容，正经八百地说：“我的奇策，既不靠借，更不靠抢，它靠的是真实的学问。这门学问，洋人称之为货币金融学，我已经研究这门学问多年了。”
张之洞惊道：“看不出，石遗，我原来以为你只钻研诗话学，想不到你对西学也有研究。”
陈衍说：“我的家乡福建侯官，虽不如广州、香港等地，却也因地处沿海而得风气之先。自林文忠公以来，侯官研究西学已蔚然成风。我曾偶尔得到几本西洋人所著的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书籍，便被这门学问所迷住，多年探索，颇有心得。”
张之洞听陈衍这一解释，知他不是走的野狐禅一类的歪门邪道，遂认起真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若真的行之有效，你可为湖北的洋务立下一大功。”
陈衍说：“这个办法其实也简单。湖北现有两台您从广州带来的铸银元机，就用这两台机器，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即铜元，每个铜元合铜二钱七分，由总督衙门规定，一个铜元值十文制钱。如此，湖北银钱短缺之围可立解。”
张之洞一边摸着胡须，一边将陈衍这番话在脑子里思考着：“我弄不明白，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为何将制钱换成铜元，就能立即生财？”
“香帅，容卑职慢慢解释。”陈衍知张之洞虽热心推行新学，其实是连新学的门槛都没进的人，于是耐心地剖析，“香帅，您是知道的，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文制钱，一千文制钱重八斤，也就是说一千文制钱是用八斤纯铜所铸成。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钱，也就是说，一文制钱含铜一钱二分八，将近两个制钱便可铸一个铜元，这个铜元当十个制钱用，剩下的近八个制钱便是总督衙门所赚的了。十文赚八文，一两银子可赚八百文，百万两银子可赚八万万文制钱，将这八万万制钱再换成银子便可得八十万两银子。我估计湖北一省半年市场银子流通量大约有百万两，当然这种计算是个概数，其实要两个多制钱才能铸一个铜元，再打个八五折，恰好近七十万两。一年下来，可得银子一百三四十万两。香帅，拿这笔银子，你办什么洋务不成？”
听陈衍这么一说，果然这一百三四十万两银子的得来并不难。铸银机器确实是现成的，早在光绪十五年张之洞通过郑观应从香港购买了两台。广东省是大清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地方，张之洞也便成了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官员，如果能在湖北最先铸造铜元，那不又成了中国第一个铸造铜元的人？一向敢为天下先的湖广总督被这个念头所激动，大为兴奋起来。但是，张之洞毕竟对货币金融学没有研究，这是桩关系千家万户生计的大事，不能草率，他想多方听听意见。于是，拍了拍陈衍的肩膀说：“石遗，你这个想法很好，明天一早我在议事厅召开会议。你今夜好好准备下，明天当着众人的面详细说说，让大家一道来参谋参谋。”
第二天上午，督署衙门中西两文案房的一批有头脸的幕僚集会于议事厅，听陈衍讲他的“以一当十”的融资奇策。陈衍以诗人的气质，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眉飞色舞地将他的奇思妙想当着众人的面演说了一番。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满心期待幕友们对他的鼓掌赞扬。不料他的话音刚落，辜鸿铭便用手指着他的鼻尖，脸朝着张之洞说：“香帅，陈石遗乃大奸大恶。我想请你先取下他的头来，再容我批判他这个恶毒的奇策。”
陈衍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众幕僚也被辜鸿铭的这一手所镇住。
张之洞板起面孔说：“汤生，你这讲的什么胡话！幕僚议事，谁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如何敢要他的头？石遗的想法恶毒在哪里，你说给我听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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