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想：一个湖广总督的缺，大概不会引起袁世凯多大的兴趣，不过现在也只能如此了。他点点头说：“行。不过，先得打发人到彰德去一趟，与他通个气，听听他的想法，方才显出朝廷的诚意。”
“菊人说得对，是得先派个人去彰德。”那桐立即表示赞同，转而又问，“派谁去为宜呢？”
镶黄旗籍的那桐是个典型的福官。他一生仕途亨通，由主事升学士，升侍郎，升大学士，又做军机大臣，两个月前又授内阁协理大臣。几十年来几乎是直线上升，没有受过挫折。他的为官诀窍就是不想事，没有己见，也不得罪人，故而升官没有障碍。因为不想事，他的脑子里多为糊涂账。派谁去，他的人才夹袋里找不出一个人来。
“菊人，你说派谁去为好？”奕劻也想不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既要和慰庭私交好，又要不太引人注目。派谁呢？”其实，徐世昌心里早就有了一个绝好的人选，只是故意磨蹭一下，不直接说出来。
“是的，既要是慰庭的朋友，又不要太招人显眼，哪一个好呢？”那桐搔着肥大的脑门，做出一副焦急思考的模样。
“王爷，那中堂！”徐世昌好像突得灵感似的，“你们看杨度行不行？”
“你是说宪政馆的杨晳子？”那桐问。
徐世昌点点头。
“杨度口才不错。早几天资政院续议新刑律，他在会上做了演说。据说掌声雷动，朝廷派往资政院演说的官员，还从来没有哪个像他这样出风头的。”
奕劻将一个精致的琥珀鼻烟壶拿到鼻子边嗅了嗅：“好，那就这样吧，叫他马上出京，今夜坐夜班车去彰德。”
杨度得知这道紧急命令时，他正在修改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就是几天前他在资政院议论新刑律的演说中所阐述的，化为论文时，他可以将道理说得更深刻些。他准备将这篇文章送给《帝国日报》去发表，以便让国人都知道这部新刑律与旧刑律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为此他给这篇文章标了个醒目的题目：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
杨度记得，几个月前，法部侍郎沈家本邀他参加制定新刑律时，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旧刑律，其立足点在家族主义，所谓夷三族诛九族等，皆以家族为本位，而新刑律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家主义上。杨度十分赞同沈家本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刑律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刑律相接近，才有时代的气息。但有不少人反对，劳乃宣便是反对最烈的一个。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礼教乃天经地义不能移易，有之则为中华，无之则为夷狄；有之则为人类，无之则为禽兽。中国的刑律须以中国的礼教为基础，礼教首重君臣父子之伦，所以刑律不能舍家族主义。沈家本鼓励杨度等人不要受劳乃宣之辈的干扰，把新刑律制定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部大异于历代旧刑律的新刑律制定出来了。为了取得资政院的通过，主要制定者杨度受法部之托，作为政府特派员向资政院的议员们演说。
杨度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地演讲了两个小时，将刑律不能不改良的理由以及新刑律与旧刑律的异同之处做了详细的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建筑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旧刑律非改革不可。按理说，一国之官吏应该对国家负责，而中国过去则不然。一个人做了官，一定要为他的家族谋利益，如此官员一定贪污。因为只有贪污，他才能给家族带来实利，他才是家族的孝子贤孙。今日中国各种弊病的根由，都是缘于这样的孝子贤孙太多，而忠臣太少。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日益削弱家族主义。此乃新刑律的精神之所在，即与旧刑律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杨度的演说博得大多数议员的理解，掌声经久不息。新的刑律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
想起那天通过新刑律的情景，杨度至今仍很激动：总算为中国的法律建设做了一桩实事。他本欲把国家主义对今日中国的重要性再深刻地论述一番，但现在不行了，他非常清楚此番使命的特殊意义。
武昌出事的消息，他是午后看到《帝国日报》才知道的。放下报纸后，他想了很多。
事变的发生，他一点也不意外。自从两宫同时死去以来，国家几乎没有安定过一天。广州的黄花岗暴动，长沙的抢米风潮，都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尤其是近来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的保路运动已成风潮。在四川，居然全省绅民团结一致，罢课罢市抗捐，军队都镇压不了。由于皇族内阁的建立和对和平请愿团体的驱逐，使得朝廷人心丧尽。京师茶馆酒肆，公开骂朝廷的话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了。人们普遍地意识到，现在是全国到处都铺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点火星，便可以引起燎原大火来。说不定武昌这起事变，就正是投在干柴上的火星！
不过，这起事变是由新军挑起的，而且一夜之间就轻轻易易把省垣占领了，这两点又大出杨度的意外。早就听说，朝廷花大力气训练的新军里混进了不少革命党。看来，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军队是维持朝廷的支柱，支柱已被挖空，朝廷还能维持得下去吗？一个处于腹心地带的大省省垣，几声炮响后就变了旗帜，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的虚弱，不是暴露无遗了吗？杨度想到这里，陡然有一种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预感。奕劻等人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袁世凯，大概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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