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满以为演珠认出了旧友之后，会像当年一样对他热情备至。谁知演珠并无特别表示，平平淡淡地说：“你们坐吧！”
演珠的冷淡，出乎杨度的意外，他拉着弟弟一起坐下。
“施主前些年很出了些风头，这几年躲到哪里去了，听不到一点消息？”演珠并不看他，低头数着念珠，俨然与他从未有过交往似的。
“我这几年在家参佛，读了几百卷内典，明白了许多道理。”
“施主也参佛？阿弥陀佛！”杨度正想将自己这段时期的体会对这位上人好好说说，孰料演珠极不礼貌地打断了他的话，“依施主你的德性，在老僧看来是参不成佛的。那年，老僧知道施主是一门心思想做大官，为不让你扫兴，故意说你今后会做宰相。其实，你数的那个罗汉，背后靠的是白云。天上的白云飘来飘去，最无定准，老僧那时就料死你做不成大事。官做不成，佛就参得好了吗？”
杨度无端受了演珠这番奚落，心里很不舒服，本想回敬两句，想起万般皆空的道理，强压住愤懑说：“法师当年若是照直说就好了，免得我半生瞎闯。”
演珠冷笑了一声，问：“施主来法源寺做什么？”
“与舍弟一道会一会寄住寺里的老朋友齐白石。”
“就是那个卖画的瘦老头子吧，”演珠略带鄙夷地说，“没有人来买他的画，他早搬走了，你们到西四牌楼寻他去吧！”
杨钧见齐白石不在法源寺，又见这个老和尚很冷淡，便拉拉哥哥的衣袖，示意离开。杨度早已不耐烦了，刚要起身，只见演珠的眼神忽然明亮起来，他望着门外满脸笑容地高喊：“张师长，你老光临敝寺，贫僧未能远迎，该死该死！”
杨度转过脸去。原来方丈室门外站着一个全身黄呢军装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身后跟着两个马弁。趁着演珠点头哈腰之际，杨度兄弟急忙离开了方丈室。
出了法源寺，杨钧气愤地说：“什么住持高僧，比俗客还要趋炎附势。他的冷淡，是因为哥没有做成宰相，假如你今天是国务总理的话，他会向你跪下磕头的，决不会说什么背靠白云之类的鬼话！”
杨度的胸臆间闷闷的，默默走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来到西四牌楼，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齐白石，杨钧眼尖，发现路边一棵老槐树上钉了一块白木牌子，上面写着：白石画屋，二道栅栏六号。靠着这块小木牌的指引，杨氏兄弟很容易地找到了白石画屋。
这是间门面不大的小平房。门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白纸，纸上有几行字：尺纸银币元半，扇面银币二元。原来是画的润格。杨钧心想：这价码并不高呀！
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少妇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走过来，操一口四川口音问：“客官是买画的吗？”
杨钧随便点了点头，那少妇便很客气地领他们进屋。进屋后尚未落座，又见对面墙壁上贴着一张同样的润格。
“客官要画点么子？”一句浓重的湘潭土话从里面屋子里传出。随着一阵“叮当叮当”的金属碰撞声，一个瘦高老头子从里屋走出。正是齐白石。
杨度有点奇怪，齐白石走路，身上为何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杨钧却听惯了。从那年东洲书院第一次见面，到以后的每次相聚，齐白石随便走到哪里，“叮当叮当”的声音就会跟着他到哪里，因为在他的腰间裤带上总挂着一大串铜钥匙。
这个怪木匠，到了京师还这样，也不怕贻笑大方！杨钧正在心里嘀咕着，只见齐白石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快乐地大声打招呼：“这不是晳子先生吗？重子，你是何时来北京的？”
又对刚才的少妇说：“快泡茶，稀客来了！”
少妇转身进了厨房。杨钧知道白石带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在北京卖画，便指着少妇的背影轻声问：“这是你的儿媳妇吗？”
“哪里，哪里！”齐白石忙摇头，“她是我的副室胡宝珠。”
听说是妾，杨氏兄弟都瞪大了眼睛：这哪里像是妾，简直可以做孙女了！
齐白石坦然说：“这是我老伴春君给我从湖南送来的。春君舍不得乡下那点田和屋，不愿跟我住北京，又担心我没有人照顾，刚巧遇到从四川逃荒来湘潭的宝珠，便把她领到北京。我见她比我整整小了四十岁，刚开始不同意，春君劝我收下，宝珠也情愿服侍我，也就同意了。难得宝珠这份心，愿意服侍我这个糟老头子，去年还给我养了个满崽哩！”
齐白石讲到这里，咧开嘴巴大笑起来。
杨度十多年不见这个奇特的木匠画家了。他虽然满脸皱纹，头已秃顶，下巴留着几寸长的稀疏胡须，但从说话走路看来，精神体气都很好。六十多岁的人了，尚能生儿子，看来比湘绮师晚年还要活得潇洒。齐白石的情绪感染了杨度，演珠上人带给他的不快，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飘散干净了。
这时宝珠用托盘端出三杯茶来。杨氏兄弟带着好奇心仔细地看了一眼：脸庞清清秀秀的，四肢也无任何残缺。她居然肯跟着一个比她大四十岁无钱无势的老头子，这也真是齐木匠前世修来的福气。
“宝珠。”齐白石郑重吩咐小妾，“这两位先生是我的同乡老友，又都是王湘绮先生的门人，我今天要留他们在这里吃饭，你到厨房里去准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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