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良建只是一介村夫，活得很清苦，但粗通文墨，在乡下也算不多见。按照现在无良文人的说法，冯道生于耕读世家。当时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名字，即使风云人物如刘仁恭、李克用也如此。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文盲，一般都有两个或者三个甚至更多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做名，第二个名字叫做字，第三个名字叫做号。因此，冯道上学之后，教书先生根据《道德经》最前面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给他起了第二个名字：可道。道德经这句话的意思是，道这玩意儿是十分抽象的东西，如果这玩意儿能说得清道得明，就不是道了。没想到，冯道的第二个名字，成为他真实的写照：有些人觉得他待人宽厚，办事勤勉，说他厚道；有些人觉得他真的领悟人生真谛，说他已经得道；有些人说他又臭又硬，嫌他霸道；有些人觉得他阴险，恨不得叫他阴道。正如道德经中第一句说的那样，道，可道，非常道。冯道如果可以说清楚，就不是真正的冯道了。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冯道聪颖好学，又喜欢读书，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在村人看来，下笔如有神。如果放在往时，这孩子将有出息，农转非甚至混个一官半职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只不过他出生的时候，离走私商人兼前落榜生黄巢造反只有两年。他读书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平时知识分子自称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到了乱世，发现风头火盛屠赌辈，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一张嘴除了说空话就是吃饭，什么事情也干不了。而且一开始打仗，政府就停止科举了，读书读得再好也没用。相反，有些平时偷鸡摸狗的混混，仗着自己平时打架经验丰富，从军后很快就立了功，提了干，反而能光宗耀祖。
乱世，如果大家还按照盛世的规矩做人，就算不死也脱层皮，所以乱世就有乱世的规矩。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总结了规律：男孩长大之后，最好就是去从军打天下；女孩长大之后，最好就是嫁个雄赳赳的武夫。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都郑重宣布：在我家，女孩如果想嫁白面书生的，我打断她两条腿；男孩如果学文，我打断他三条腿。
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带来价值观的不同。说这小孩很能读书，在盛世是夸奖人的话，乱世是损人的话。说这小孩很能打架，在盛世是损人的话，在乱世是夸奖人的话。所以说，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是变化。
不过冯道不管这些，每天一大早，就捧出书读起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厚厚的积雪将门户都封堵住，在春天沙尘肆逆，风沙漫天，他还如此。随着年龄增长，他也要帮忙上山打柴、下田耕作。农家的生活，当然劳苦，但冯道无论多累，回到家中都要开书一卷，进行诵读。黄巢之乱之后，科举基本上就停止了。村人像看怪物一样看冯道，口头却跟他的父亲客气：“冯里长啊，你这孩子真好学。我看他今后定金榜题名，前途不可限量。”冯良建没好声气地说：“屁，现在科举都没有了，哪来的金榜题名？”不过看到读书是儿子的唯一爱好，他倒也没有横加干涉。
冯道十分孝顺，娶亲之后，还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冯家生活虽然清苦，但在乱世中享受天伦之乐也不容易，不复他求。
这种平静的生活，在刘仁恭率领卢龙军占领景城之后被彻底打破了。刘仁恭说要把百姓手中的铜钱收集起来用于铸造新钱，他是节度使，只管下命令就行，具体的事情是由下面的人做的。最终的执行者，当然落实到冯良建这一层。
冯良建虽然也不想做这得罪人的工作，但是命令下来，怎敢拒绝。他只得挨家挨户动员村人赶紧把手中的铜钱上缴去铸造新钱，谁敢匿藏，必受责罚。村人上缴铜钱之后，衙役再挨家搜索，谁还私藏铜钱，则把这人暴打一顿，搜出来的铜钱全部没收。带衙役去搜家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冯良建去做。铜钱收集上来后，返还回来的却是泥钱，村人当然对他怨声载道。
难受的事情还在后头，刘仁恭攻下了瀛州，却守不住，被朱温一攻击，就夹着尾巴逃跑了。朱温占据瀛州之后，当然废除了刘仁恭使用的泥钱。乡亲多年的积储，现在全部化为乌有。这样一来，乡亲对冯良建就不只是抱怨，简直就是恨之入骨。
其实冯良建和刘仁恭也说不上有什么瓜葛，但是在村民的眼中，是你替刘仁恭收钱的，你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狗腿子。现在刘仁恭已经倒了，不痛打落水狗，更待何时？大家齐齐上门向冯良建问罪，要冯良建把钱还给他们。
冯良建对乡亲又拱手又鞠躬，赔礼道歉：“实在对不起各位乡亲父老，但这事都是那个挨千刀的刘仁恭做出来的，我只是帮他跑跑腿。”
冯道在一旁替老父辩解：“我父亲也是奉命行事，不得不如此。就算我父亲不做这事，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做这事，各位乡亲的钱财还是不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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