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亦本前书之意而反复陈说之，然其词愈危，其志愈苦矣。盖公实怵于当时累卵之势，不能坐视，而以仁宗之犹足以为善，而冀其庶几改之也。然仁宗亦既耄，更不能用，越二年而遂崩矣。
（考异四）邵伯温《闻见录》云：“王安石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尽之。明日仁宗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常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仁宗尤甚。”蔡氏上翔曰：“人臣侍君赏花钓鱼，天威咫尺，朝士并列。一钓饵也，内侍既以金楪盛之，夫人皆知其为钓饵也，焉有误食之王安石而又为天子亲见之者哉？夫以天子亲见之，而必待明日为宰辅言之，岂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乐之’，又何故隐忍不堪至此？且一钓饵也，安石既知其误矣，必食之尽以行诈，其诈术安在？君亦必以食之尽而后知其诈，其说又安在？君既以此不乐于其臣，臣复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录》，‘薄仁庙尤甚’，何邵氏造谤，一至此极？！”按蔡氏所驳，可谓如快刀断乱麻。此等小节，本不足辨，所以录之者，以荆公之纯洁精白，而谤者以“诈”诬之，则虽有善言善行，皆抹杀于一“诈”字矣！天下尚有公论耶？
（考异五）当熙丰间，举朝与荆公之新法为难，而从未有诋及荆公之人格者；其有之，则自世所传苏洵之《辨奸论》始也。其言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曰：“王衍、卢杞合为一人。”曰：“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曰：“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曰：“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曰：“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其言极丑诋，无所不至。近世李穆堂始证其伪，其《书〈辨奸论〉后》云：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见，今行世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称老泉能先见荆公之误国。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至十七年，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有载张方平所为墓表，中及辨奸。又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以当时情事求之，参差不合。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游，而安石亦愿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而《闻见录》叙辨奸缘起，与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当明言墓表云云，不当作自叙语气；其暗合耶，不应词句皆同。考荆公嘉祐之初，未为时所用，党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并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辞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诰，旋忤执政，遂以母忧去，终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党友倾一时，误亦甚矣。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辞，在熙宁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闻也。（中略）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则荆公《本传》与荆公《全集》具存，并无此事。荆公执政之后，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没，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见之荆公，则官卑迹远，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谓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为之，荆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驷弗视，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复何所为而为奸？彼诚见夫宋之积弱，儳然不可以终日，而公卿大臣，如处堂之燕雀，晏然自以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事，而又幸遭大有为之主，遂毅然相与立制度变风俗，排众议而行之。凡以救国家之弊，图万世之安，非有丝毫自私自利之意，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哉？又云：余少时阅俗刻本《老泉集》，尝书其《辨奸论》后，力辩其非老泉作，览者犹疑信参半，欲得宋本参考之，而购求多年，未之得也。盖马贵与《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祐”，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余卷，意必有后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沣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确然无疑，而又叹其心劳日拙，——盖伪固未有不破者也。余按穆堂此文可谓温渚然犀，物无遁形。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数万言，其确证《辨奸》及《墓表》之伪，更足令人呼快，今以文繁不具引。夫明允非圣人，就令其尝为此文以诋荆公，亦何足为荆公病，然伪者自伪，不得以为真也。邵氏之流，以诬荆公者并诬明允，其鬼蜮之丑态，吾实无以测之，独恨后之编史者，悉奉此等谰言以为实录，而沉沉冤狱，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异六）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云：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按此文亦见邵氏《闻见录》，而朱子采之。其诞妄俚陋，不值识者一笑。康节即前知，而杜鹃岂亦前知哉？盖缘当时小人儒，疾荆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见之言以自重。此濂溪之三谒不见、老泉之辨奸、康节之闻杜鹃所由来也。考《宋史·司马光传》，言神宗尝问光：“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媢嫉，稍知大体者，当不能出诸口。其果温公有此言，或谤者依托温公，未之敢断。然即此可见当时之小人儒，其南北门第之见甚重。荆公以南人骤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闻杜鹃之说所由来也。而此等谬种流传，直至今日，变本加厉，以成省界，而妨及国家之统一，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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