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二月，韶遂克河州，获吐蕃木征妻子。河州，元魏时之枹罕，今兰州府河州治也。公有《与韶第三书》云：
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备。严戒诸将，勿轻举动。武人多欲以讨杀取功，此而不禁，则一方忧未艾也。窃谓公厚以恩信抚属羌，察其材者收之为用。今多以钱粟养戍卒，乃适足备属羌为变，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毡也。诚能使属羌为我用，则非特无内患，亦宜赖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杀人致畔，以能抚养收其用，皆公所览见。且王师以仁义为本，岂肯以多杀敛怨耶？喻及青唐既与诸族作怨，后无复合理，固然也；然则近董毡诸族，事定之后，以兵威临之，而宥其罪，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彼亦宜遂为我用，无复与贼合矣。与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利害不侔也。又闻属羌经讨者，既亡蓄积，又废耕作，后无以自存，安得不屯聚为寇，如募之力役，因以活之，宜有可为，幸留意念恤。边事难遥度，想公自有定计，意所及尝试言之。
其年九月，降羌有叛者，韶回军击之。木征以其间复据河州，韶力战破走之。岷州首领木令征（与木征异人）以城降，韶入之。于是宕、洮、叠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军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云。岷、宕、洮、叠皆今甘肃巩昌府属也。
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贺，解所服玉带以赐荆公，所以奖运筹功也。自韶之为安抚司，不过二年，而辟地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取二百余年来沦没之旧疆，一举而复之，亦可谓振古奇勋也已。然非荆公知人之明，委任之笃，调度之勤，亦安克及此？元厚之《平戎庆捷》诗云：“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盖前此盈廷沮挠，实更甚于元和讨蔡之时，而神宗之得荆公，又过于唐宪之有裴度，玉带之宠，惟公无愧矣。其明年四月，公复有《与韶第四书》云：
木征内附，熙河无复可虞，唯当省冗费，理财谷，为经久之计而已。上以公功信积著，虚怀委任，疆场之事，非复异论所能摇沮。公当展意，思有以报上，余无可疑者也。
观韶所经划，及荆公所与韶诸书，则知熙河之复，诚非得已。而公慈祥恻怛不欲涂炭斯民之心，亦可以见矣。而论者乃哓哓然以轻开边衅为韶罪，且为荆公罪。夫开衅者，敌本无衅自我开之云尔。曾亦思继迁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间，用兵不已，当时执国命者，果谁为开之乎？抑衅由敌开而我虽欲不应之而有所不能也。景祐元年，元昊攻环庆卫，二年攻唃厮罗，取瓜肃沙三州。元昊欲南侵，恐唃厮罗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当是时也，譬如甲与乙遇，斗于途，甲自知不敌矣，疾走而避之，键户而守之，而攘臂者犹在门，彼德明元昊数攻唃厮罗，其势将及我秦陇，亦何以异此？然则欲御西夏，必开熙河；欲开熙河，必取诸羌。所以绝夏人南侵，莫切于此也。夫不计夏人南侵为中国大患，而以开边衅罪二王，然则必开门揖盗而始为无罪耶？尤可异者，元祐初司马光执政，荆公之法，更张既尽，并欲举熙河而废之。时有孙路执图以进曰：“若此则陵西一道危矣！”光乃止。昔汉灵帝时，西羌反，韩遂作乱陇右，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傅燮曰：“司徒可斩也。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蕃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以为断匈奴右臂。今使一州叛逆，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若使左袵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作乱，此国家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 由此言之，河西为夏人必争之地，其不可弃，较然益明。光能著《通鉴》，岂其于傅燮之言，不一记省，乃悍然必欲弃之，吾不解其何心也。况崔烈之时，犹值有叛乱者，而傅燮且以为可斩。熙河之复，十余年矣，荆公所以策其善后者，虽赵充国之议屯田，未之或过，观其与韶之诸书而可见也。诸羌回首面内，渐已同化，其地耕牧所入，足以资圉守，未尝劳朝廷以西顾之忧，何嫌何疑，而必欲废之？推光之意，不过曰凡安石之所为者，我必废之然后为快也。呜呼！是直以国家大计，为其泄愤复仇之具，谓古大臣而宜若是，吾未之闻也。呜呼！即此一事，而元祐诸人狺狺然抗言新法之若何误国、若何病民者，皆可以作如是观矣。
第二 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史，一汉族与苗族相争之历史也。自女娲黄帝以迄神禹，用兵凡数百年，而汉族之位置，始克大定。苗族见蹙，转徙于江淮以南。既而，宛转以入于溪峒，自是不复敢与中国抗颜行。然一国之中而有言语不通、风俗不同之两民族，错处其间，终非长治久安之道，故抚循苗蛮，使之同化，实为中国最要之一政策，而至今尚未蒇其业者也。自秦以后，最能实行此政策者，前则有汉武帝之辟西南夷，后则有本朝之两度改土归流，而中则有王荆公之经略湖川夷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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