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何人？即治平间因濮议劾韩琦、欧阳修，请戮修以谢祖宗者也。修所著濮议，于其语言状貌心术，刻画无余蕴矣。修所谓扬君之恶以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当时台谏，大率类此，而诲其代表也。今请按其所劾安石者而辨之：诲发端即以卢杞比安石，方谓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于言者，而乃首举争鹌鹑一案。当时安石所判当否，今全案不见于史，无所考辨。即使不当，亦法官解释法文之误。其细抑已甚，且事在嘉祐之末，至是巳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其第一第二两事皆言安石养望沽名，实怀干进，本属一事，而强分为二，以足十事之数已为可笑。若以其所劾，按诸实事，——考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满，英宗趣召赴阙，至于再三，安石亦有辞赴阙三状，见集中，但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复备官使，犹且乞一分司官于江宁府居住，冀便将理，则三状如一，曷尝坚卧不起哉？以此而云慢上无礼，诲将不许人作病耶？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除安石知江宁府，犹有辞知江宁府状见集中，以疾尚未瘳也，曷尝有不屑事英宗惟欲事神宗之意哉？安石自弱冠以迄中年，皆为贫而仕，不卑小官，所谓山林独往之思者，其晚年诚有之，而前此未尝有，虽生平交游往来书牍，未尝流露，无论对君也。其前此辞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则皆有故，见于集中，班班可考也。至治平四年九月除翰林学士自是不闻固辞者，徒以无必须辞之理由耳。前此嘉祐六年除知制诰，固亦未尝辞矣。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相去几何？此而谓其前慢后恭见利忘义，何深文之甚也。其第三事以安石主坐讲谓为要君取名，古者三公，坐而论道，自汉迄唐，未之或废。自宋艺祖篡周，而范质以前朝旧相，自居嫌疑，不敢就坐，自此沿为成例。人主之前，无复臣下坐位，人臣始以奴隶自居，而忘其为与天子共供天职矣。荆公之请复坐讲，非徒法古，且实合于至道。似此而曰要君取名，则唐以前无一纯臣矣。考叶梦得《石林燕语》，称熙宁初侍讲官建议复坐讲者，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申公等议遂格。是主坐讲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独见弹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犹不可逭也？其后元祐初，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疏请坐讲殿上甚力。其时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颐遂复上太皇太后书，辨顾临非是，至千五百余言之多。此与安石前后一辙者，安石为要君取名，伊川得勿亦要君取名耶？后此《通鉴纲目》，只载颐经筵讲读疏，言豫养君德，而不及坐讲一事，岂以向时吕诲攻安石太过，不得不为伊川讳欤？且自是讲学之徒，亦无复以坐讲议安石者，岂其既为伊川讳，而安石亦遂得从末减欤？甚矣宋人是非之无定也！其第四事言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云云，自新法行，举朝归过于安石，有恶而无美，有非而无是，若曰“掠美于己”，不知此时更有何美可掠，诲能实指其所掠之美乎？若曰“敛怨于君”，则众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独敛怨于君者，诲亦能实指其事否也？其第五事为登州阿芸之狱，议自许遵，而安石主之。即谓不免失出，亦观过可以知仁，乃猥指为徇私报怨。试问案中之人，果谁为安石所私，而谁又为安石所怨耶？且此事亦琐末极矣，而哓哓言之，何不惮烦也！其六事以王安国之及第为安石罪，考王氏之登进士榜者，真宗咸平三年有王贯之，安石从祖也；祥符八年有王益，安石父也；仁宗庆历二年则安石；六年则有王沆，安石从弟也；皇祐二年有王安仁，则安石兄也；嘉祐六年有王安礼，则安石弟也；英宗治平四年有王雱，则安石子也。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皆进士者七人，则科名亦其家所固有，区区此何物，岂必以奥援而始得之者？安石兄弟，皆有声当世，而安国实与兄齐名。前此吴孝宗《上张江东书》，言称道安国之贤，欲举之者甚众。而嘉祐五年，欧阳公有《送平甫下第》诗云：“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则安国之贤可知矣。熙宁元年，安国由韩绛、邵亢所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于安石何与；而以此见诬耶？幸而安石子雱，先一年成进士，否则又为诲之弹章增一资料矣！其第七事言安石专权，如其所言，似有可议，然考诸宋史，言当时中书除目，数日不决，帝辄谕问安石，然则此出神宗之意，不可以“专”云也。其八事言唐介愤死云云，考《宋史》介传，言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薨，年六十。而诲云尝与唐介争论刑名，则又专为阿芸事言之。人死于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尝与文彦博以灯笼锦事争论于帝前，至遭远窜，不死；而死于争论失出之一妇人，信其然也，则可谓轻于鸿毛者矣。以同列死一人而列为罪状，谁则无罪也？其第九事言章辟光请岐王居外云云，自古专制之国，以兄弟争位致乱者，史不绝书，故后世诸王分封，必使出居于外，以为与其地近而逼，不若疏远而可长保无虞也。岐嘉二王，为神宗同母兄弟，亲爱莫加焉。熙宁初，著作佐郎章辟光以迁居外邸为请，则与阴邪小人私行离间者异矣。神宗欲罪辟光，固亲亲之道宜然，安石独违众议，不欲以深罪罪辟光，要亦大臣谋国大分之义；且岐嘉二王本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屡请居外，章上辄却，是岐王之以礼自处也。元丰八年，神宗不豫。先时二王日问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王佣为太子，即令毋辄入。夫以宣仁太后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友爱，何嫌何疑？然犹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礼处二王也。元祐初，始赐颢亲贤坊与弟頵对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居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意。二圣不同，同归于道。”由是言之，则辟光之请，律以同归于道之旨，其不可以离间深罪罪之益明矣，而安石更无论也。其第十事攻三司条例，始为议及新法。夫当时之财政，不可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机关，则条例不可不立，前既详论之矣；至遣使巡行诸路，则又先以调查，乃立法制，诚得治事之次序者也。其所遣八人中，则有若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所号为贤者皆在焉，原则初心，岂有意于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事哉？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役诸制，尚未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未一试，而诲何由即见其为误天下苍生也？考《宋史》诲传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然则诲实因争辟光事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安石，与前此因争濮议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韩琦、欧阳修，事同一辙。若此辈者，就令宽以律之，已不免孔子所谓好直不好学，苟严以绳之，则直帝尧所谓谗说殄行震惊朕师也。史称诲将入对，司马光遇之朝，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是可见当时之贤士大夫，无一人不信荆公之为人，其诋及私德者，实一吕诲耳。此与蒋之奇、彭思永之以帷薄事诬欧阳公者无以异，而后人莫或申理焉，吾故不惮词费，辨之如右（右所辨者半采蔡氏上翔之言，以间参己说故不著，蔡名附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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