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船山此文有“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及“拂拭于峦烟瘴雨之中”二语，此失考也。荆公当国时，未尝窜逐一人，据前表所列，已较然甚明。即荆公罢政后，八年间，亦未闻有谪廷臣于岭海之事，故元祐时窜蔡确于新州，而范淳夫言此路荆棘近七十年，此可证也。
章氏（衮）《王临川文集序》云：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殂落，君议既息，事体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怼，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当时言新法不可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惇即相？章惇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以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度，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余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此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则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归于公，毋亦秦人枭轘参夷之习未亡乎？
陈氏、章氏，固平昔崇拜荆公者也，其言或不免与余同病，阿其所好。若王氏之诋荆公，盖无以异于俗儒，而其论元祐之政也若此。彼尧舜宣仁而皋菱马吕者，其可一省矣。且元祐诸人之可议者，犹不止此。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云：（原书未见，据蔡氏《荆公年谱》引）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莫不推尊之。绍圣所定，止三十二人。至蔡元长当国，凡背己者皆著焉，殆至二百九人。然而祸根实基于元祐嫉恶太甚焉。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章蔡之兴党狱，至今稍有识者，皆深恶而痛绝之。夫章蔡之宜恶绝无论也，庸讵知肇造此孽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后世所推尊之元祐诸贤。苟非有《玉照新志》偶为记述，则四十人榜于朝堂之事，迄今无复知之者矣。夫党籍榜与党籍碑则何以异？况泐碑颁诸天下，乃崇宁间事。其在绍圣时，亦不过榜之而已。（《宋史·李清臣传》云：惇既逐诸臣并籍吕公著、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骇物听。帝曰，是岂无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余人不问）由此观之，则作俑者实吕梁刘诸人，而章蔡乃尤而效之，其罪反得从末减也。而党籍碑为万世唾骂之资，党籍榜则无人齿及，岂有幸有不幸耶？亦史家赋之以幸不幸而已。
蔡确之既贬也，台谏犹论之不已。谏议大夫范祖禹，亦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执政将诛确，范纯仁、王存独以为不可，力争之。文彦博欲贬确岭峤，纯仁闻之，谓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竟窜确于新州（今广东肇庆府新兴县即岭峤也）。纯仁又言于太后曰：“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语，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为将来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不听。确遂死于窜所。呜呼！此以视荆公执政时所以待异己者何如？而荆公蒙峻刻之名，元祐诸贤，论者或犹咎其除恶不尽，天下尚有是非乎哉？
陈氏汝锜又曰：“杨中立当靖康之初，谓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此语既倡，口实翩翩，以熙宁为祸败靖康之始基，以安石为鼓舞蔡京之前茅，其诬甚矣。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虚无是溺，土木是崇，脂膏朘剥于下，而宫闱盘乐于上，蠹国害民者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京所交结，如内侍则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则冲勔父子，执政则王黼、白时中、李邦彦辈，挑衅召乱非一人，然何者为熙宁之人？虽京弟卞馆甥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于熙宁、元丰之间也，何与介甫事，而以为致有今日之祸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欺君盗宠之地，而庶几弥缝其不肖之心耳。如纂汉为魏者，未尝不借口于舜禹之事；造作符命弄孺子婴于股掌者，未尝不以周公之居摄为解；岂可谓三让登坛，厉阶于让德稽首，而负扆南面，乃教后世以称假皇帝成即真之谋哉？”
其言可谓隽快。窃尝论之，绍圣间章惇用事，尚颇有意于绍述荆公，犹未至于祸宋也；祸宋者实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跻显要，汲引之者谁乎？非荆公而温公也。温公欲废募役法，复行差役，群僚颇以为难，京五日而了之，温公赏其才，遂加委任。若援举主连坐之律，则温公得毋亦有不得辞其咎者耶？夫温公亦贤者也，吾固不敢学史家深文周内之技，以京之祸宋，府罪于温公，独奈何山膏善骂者流，乃反以府罪于与京风马牛不相及之荆公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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