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卿材 侯叔献 王汝翼 曾伉 王广廉 条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无传，事迹不可考。以程刘卢三人例之，当皆佳士也。（蔡氏上翔言谢卿材、侯叔献皆当世所号为贤者，不知所据何书，俟考。）
吕公著 公著后此与司马光同破坏新法，史家所目为大贤者也，而其超擢显官，实荆公荐之。史家恐污点公著，故于公著传讳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传云：“安石知政事，嗛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为御史中丞以逼之。”盖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却为公著讳，而留此痕迹以示人也，——顾吾独不解恶其兄者何以荐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真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矣。要之荆公之荐公著，灼然无疑，而诋荆公专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韩绛 绛为荆公所汲引，代陈升之领条例司，未几参知政事，又继荆公为相，一守成，时号“传法沙门”，以故本传极丑诋之。然考神宗初立，韩琦即荐绛有公辅器，是其材德之优，非独荆公知之也。其早年决狱廉明，抚民周浃，政绩历历可观。为谏官屡论列宫廷积弊，尤为人所难能。庆州羌乱，一举平之，可见其优于军略。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折豪强以苏民困。仁宗叹曰：“众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邪？”内诸司数干恩泽，绛执不可。为英宗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藩邸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是其刚方之气，实朝列所罕见。又尝言富国当尽地力，又首请改差役法，是为治极知大体者。而又数荐司马光，则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尤可敬佩。（以上皆据本传）由此言之，荆公之举绛自代，实为得人。而以绛之贤，独心悦诚服荆公，守其法不变，则新法之善，亦可见矣。而《宋史》绛传，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后，则附以种种丑诋之词，不顾其与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韩宗师 绛之子，荆公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称其孝，此亦足见荆公之不滥举也。
元绛 绛以荆公荐，参知政事，神宗眷顾甚隆。其生平政绩太优，《宋史》本传不能加以诬诋，惟于传末云：“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其传后论云：“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虽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杀之，遂成为无特操之人矣，则凡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尽为小人也哉？史于《韩绛传》亦称其贤，而末缀二语云：“终以党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议少之。”与此传正同一笔法。此种清议，此种时论，其价值可见矣！
吕惠卿 惠卿，《宋史》列诸奸臣传者也。惠卿之必非君子人，无待言。然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祐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夫以欧公素称知人，其所荐举，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称之曰“饬躬”、曰“端雅”，则其人谅不止才学之优美而已。据《宋史》本传所载罪状，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为不特非罪状，且可作功状矣。本传又记其绍圣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遁去。据此，则不独有政事才，且能军矣（本传中记其治军者三处，所策皆中肯）。惠卿之果为奸邪与否，当于其曾叛荆公与否一事决之。据元祐初苏辙弹文，谓其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安石私书云云。后之史家，指为荆公初次罢相时事。今考元丰三年，荆公有《答吕吉甫书》云：（惠卿来书称特进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进，故知当在是年或在其后也）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下略）（按惠卿来书有云：“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故公答书云云。）
观此则荆公与惠卿始合终睽，诚属事实，然其睽也，缘公事乎？缘私怨乎？尚未可知。据荆公书则谓皆缘国事，今征诸史，亦有可考见者焉。荆公初罢政，惠卿继之，创为手实法及鬻祠法，皆厉民之政，非荆公意。公复相，即罢之。夫惠卿敢于乱荆公之法，虽谓之叛荆公焉可以，然此尚出于其学识之不足耳，犹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内省凉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荆公大度包之而不复与校耶？窃意惠卿当时必深愤于沮挠新法者，思有以惩治之，常为荆公所折。观荆公罢政数月中，而即有窜逐郑侠之事，可见也。坐是之故，沮挠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荆公。又因其与荆公隙末，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言其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吾以为惠卿诚非佳士，然窃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