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执政，自著《三经新义》颁诸学官，“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周官义》为公所手撰，《诗义》《书义》则出其子雱及门人之手云。今录其序。
《周官义序》云：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而臣某实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窃观王者立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亹亹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书义序》云：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只所以为愧也欤？谨序。
《诗义序》云：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外行恂达，则四方以无侮。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传》曰：“美成在久，故棫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 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此三序者，其文高洁而简重，其书之内容，亦可以略窥见矣。而欲求荆公治经之法，尤在于其所著《书〈洪范传〉后》，其文曰：
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以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孔子岂敢爱其道、骜天下之学者，而不使其早有知乎？以谓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者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而不能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以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
读此而公之所以自为学与诏学者以为学者，皆可见矣。传之以心，受之以意，切问深思，而资所学以施于世，公之所以治经者尽于是矣。吾以为岂惟治经，凡百之学，皆当若是矣。苟不由此道，而惟恃在讲堂上听受讲义，则虽记诵至博，终不能有所发明，一国之学，未有能进者也。《宋稗类钞》称荆公燕居默坐，研究经旨，用意良苦，尝置石莲百许枚几案上，咀嚼以运其思，遇尽未及益，往往啮其指至流血不觉。此说虽未知信否，然其力学之坚苦，覃思之深窈，可见一斑矣。黄山谷诗云：“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牗。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斯可谓持平之论。自元祐初，国子司业黄隐毁《三经新义》版，世间遂少流传，元明以来遂亡佚。本朝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粤雅堂丛书”有之），公之遗言，始得藉以不坠。吾尝取而读之，其所发明甚多，非后儒所能及也。全谢山云：“荆公解经，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是犹誉公专句之学而已。夫章句之学，则公之糟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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