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荆公之文学（上）
后世于荆公之政术学术，纷纷集矢，独于其文学，犹知尊之。固由文学之为物，与人无争，抑亦道难知而艺易见也。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
吴草庐澄《临川王文公集序》云：“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昌黎韩氏而已，河东柳氏亚之。宋文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汉东都以逮于今，骎骎八百余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称者仅七人焉。——则文之一事，诚难矣哉。”后人因草庐所举七人，益以苏子由而为八，于是有“唐宋八家”之称。夫八家者非必能尽文之美也，而自东汉以迄中唐，未闻有文人焉能迈此八家者。自南宋以迄今日，又未闻有文人焉能媲此八家者，则八家之得名也亦宜。虽然，荆公之文，有以异于其他七家者一焉：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则学人之文也。彼七家者非不学，若乃荆公之湛深于经术而餍饫于九流百家，则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故夫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
抑八家者，其地位固自有高下：柳州惟纪行文最胜，不足以备诸体；南丰体虽备而规模稍狭；老泉、颖滨，皆附东坡而显者耳。此四家者，不过宋郑鲁卫之比，求其如齐晋秦楚势力足相颉颃者，惟昌黎、庐陵、东坡、临川四人而已。则试取而比较之：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荆公则皆反是。故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试取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若昌黎则荆公所自出也，庐陵则与荆公同学昌黎，而公待之在师友之间者也。庐陵赠公诗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公酬之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是庐陵深许公能追迹昌黎，而公欿然不敢以自居也。夫以吾向者所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则虽谓公文轶过昌黎可也。若徒以文言文，则昌黎固如萧何造未央宫，蔑以复加，公亦其继体之肖子而已。公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欧公与公，又各自成一家：欧公则用韩之法度改变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则用韩之面目损益其法度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一新，公之学韩，正若是也。曾文正谓学荆公文，当学其倔强之气，此最能知公文者也。公论事说理之文，其刻入峭厉似韩非子，其弼聒肫挚似墨子，就此点论之，虽韩欧不如也。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荆公学韩墨，则骎骎乎韩墨也。
人皆知尊荆公议论之文，而不知记述之文尤集中之上乘也。集中碑志之类，殆二百篇，而结构无一同者：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于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而外，一人而已。
曾文正云：“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此深于文者之言也。余谓欲领取之，惟熟诵半山文，其庶几矣。
公之文其录入前诸章者，已二十余首，凡以明其政术学术，意不在文也。
然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诸篇，皆藏山之文，可永为世模范者也。今更录数篇，以备诸体。夫行山阴道上者，则目疲于其所接，吾论公文，吾恨不能手写公全集也！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刺客传》：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为吏民称颂，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史官不能记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功绪余烈，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耶？阁下勤勤恻恻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延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余论所及，无党私之嫌，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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