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命运和相貌的关系，就好像声音与回音一样。声音从细微之处开始，而回音在呼应之后消失，这是必然的道理。虽说根据言语和相貌判断一个人有时会发生一些失误，会发生冤枉孔子的学生宰予和子羽那样的事情。然而《左传》上写道：“没有忧虑却心情悲伤，那么忧愁一定很快到来；没有快乐的事却莫名其妙地欢欣鼓舞，那么快乐也会马上降临。”这就是说，人们的心理和神志对即将来临的忧与喜有一种超前的感应，心神预感到后，就会首先在面容上反映出来。正因为如此，神医扁鹊见到蔡桓公就知道他不久就要死去，楚国大夫申叔见到巫臣后就知道他会偷偷地娶夏姬（亡了陈国后又被楚国俘获的美女）。有的人生来高贵，骑着高头大马，吃着美味佳肴；有的人却像猛禽一样，漂泊不定，只能飞来飞去觅食吃；有的人早年给人当牛作马，晚年却封侯称王；有的人起初极尽奢华，对山珍海味都不以为然，而以后却落了个饿死他乡的下场。对于这些情况，相面的人一方面要揣度准他的相貌，同时也要摸清他的骨骼，然后把他的神情搭配相术原理进行推断，这样就能预测一个人的富贵凶吉了。因此对于察相一法，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单列这一篇，作为知人之法的进一步参考。
（三）评述
在我国，相术之道源远流长，虽然具体年代无从考究，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广为流行——鬼谷子便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代表。此外，儒家著作中对察人观相之说也多有论述，文中作者引述的那些例子便是很好的证明。事实上，相面术的产生，一方面固然与当时因生产力低下产生的迷信活动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人常说：“这人看样子就不是一个好人”，这个看似简单的判断里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实用的相面经验。
眼部形态（一）
在西方，尽管相面之术并没有被这样堂而皇之的与用人联系起来，但是西方人用他们那哲学的思辨来想问题，以学术的眼光解读了相面学。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神态甚至是不由自主地与内心活动相伴随的，它由于经常重复会逐渐成为固定的面容。” 而叔本华的论述更为形象：“秀美敏捷的外表是岁月刻画的结果，由于脸部无数次飞快地收缩舒展，便表现出性格特征来。”这种解读够哲理性吧。为了说明相学的合理性，古怪的康德还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他说：“如果一只表有一个招眼部形态，人喜欢的外壳，那么人们并不能由此而肯定其内部也是良好的；但如果表壳做得很差，那么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它内部也不很妙，因为工匠总不会因为忽视了花费功夫最少的外壳，而使一个精细考究地加工出来的产品蒙上坏名声。”但是康德毕竟是康德，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人们都知道按照相面术来了解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优劣风险是很大的。于是康德又说：“对人的相貌加以解释无疑是一门极其艰深而高超的艺术，我们绝不可能抽象地了解观相术的原则。”如何理解呢，通俗一点：也就是说相面学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把街头靠占卜混饭吃的人提到艺术家的高度。相面压根儿不能常规化、产业化、职业化，甚至连泥饭碗都不是，只能是性之所至发挥一番，要像魏晋时代那般了无牵挂方能有所玩味。不过，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扩展，东方的相面学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人，他们也开始将其用于实际生活和工作之中。在此，笔者截取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据《泰晤士报》2004年10月25日报道：“为了加强反恐和打击罪犯，英国的特工和警察们正在接受一项‘相面术’培训，通过观察人的面部表情来鉴别嫌疑犯供词的真伪。英国警方和军情六处邀请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的教授埃克曼，对警方探员和特工们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星期的‘相面术’培训。作为一名心理学专家，埃克曼有极敏锐的观察力，能在几秒种内抓住人的面部表情的八个细节，并判断出他是否在说谎。”不管这样的报道是否属实，相面术的魅力是不容否认的。
眼部形态（二）
在中国，相面术起初也没有那么神秘，更接近于古人对未知宇宙、外部世界的自我思辨，典型的代表便是文王所演之《周易》，后世的风水、相学、占卜等纷纷从此汲取所需。汉代以后，由于相术师把五行学说与相人经验糅合之后，相术便平添了一些神秘色彩，甚至也因此招致了人们的鄙薄。对于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教育的我们而言，“科学的对立面就是迷信，即那些无法用科学解释说明的道理、现象”。因此想把古人的这些抽象的经验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总结还是有点困难的，起码在思维上难以接受，更不用说实际操作中的难以程序化了。然而，“存在即合理”，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所以如果说相术是无稽之谈，那么这种说法是有点绝对化的。
眼部形态（三）
古人用以预测人的前途命运的方法很多，有时从服装、诗词方面都能看出人的吉凶祸福，这正如我们现在流行的诸多行为科学：例如笔迹学，用笔迹来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客观而言，相人术是一种方术，一种根据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以及声音、动静、威仪、清浊、精神等等来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穷通、荣枯、得失、寿夭、休咎等等的方术，其中又以相面为主。然而无论何种“方术”，在古代都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指导，实行通用的著述语言。其中的特殊用语，既无法翻译为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语言，也难逐字逐句解释明白。正因为如此，本篇的译文并没有按照原文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将注释和翻译交错结合，以表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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