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之后，开始落实四个半指标。曹成一个，袁哨一个，孬舅首先这么定。他们本来就是地主分子，现在再戴上一顶反攻倒算帽子，合情合理。何况作为地主分子，鸣放中也有言行，也猖狂反攻，你们不戴谁戴？
但曹成、袁哨大叫委屈，说孬舅是老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他们在鸣放中说话最少，现在说话多的还没戴帽，怎么说话少的倒戴上了？孬舅说，谁让你们是地主分子呢？地主分子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鸣放是让群众鸣放，是让你们鸣放吗？你们夹在中间鸣放什么？你们鸣放一句，就顶群众鸣放十句、百句，将你们的话放大一百倍，会上数你们说话最多，就该先戴帽子。曹成说：
“老孬，不能这样，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能你一得势，就把人往死里整。想当年我在县城当‘选美办公室’主任时，是如何对待大家的？品肉，住宾馆，剃头，搔痒，捏脚，吹喇叭抬轿子，都想着大家。现在你一得势，如何对我这样？我当年是如何对待你的？”
孬舅不吃这一套：
“当年，当年你也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把我们当成劳工出卖，你里边就没有私心？背后就没吃回扣？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人，我认识得很清楚，表面忠厚老实相，其实心中藏奸；表面为了群众，心中打自己的小九九。你的女儿曹小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掉着屁股要给我摸大包，鸣放一开始，见面连人也不理，不是右派是什么？这次你不当也行，让你女儿曹小娥当吧！”
曹成忙说：“我当我当。她一个闺女家，如果一当这个，今后如何嫁人？”
曹成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时袁哨又提出：
“老孬，咱们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我的情况跟曹成不一样，不能和曹成一个待遇。”
孬舅：“怎么不一样，鸣放时你不也很积极？”
袁哨：“鸣放时我是说过几句错话，但我的阶级和曹成不一样。当年土改划成分时，就把我给划错了！”
孬舅：“怎么划错你还不是地主？走遍天下都知道你袁哨，现在还想逃脱？”
袁哨：“在大清王朝时，我是一个刽子手；一个刽子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杀人吃碗饭，应该算无产阶级，如何把我划成地主？这是一个历史误会！”
孬舅想了想，觉得袁哨说得有道理。但又说：
“你是当过刽子手，但也当过主公呀！现在咱们按主公那一段说，不说刽子手那一段。”
又拍拍袁哨肩膀：
“老袁，既然已经是地主分子了，再加一顶反攻倒算帽子，也没什么，虱多身不痒，还不就是那么回事。放心，我心里的重点不在你！”
连哄带劝，将这顶帽子给袁哨戴上。接下去两顶半帽子，白石头一顶，六指一顶，猪蛋半顶。本来孬舅想给猪蛋一顶，六指半顶，但猪蛋犯了混，拿着牛刀在街上追人，好说歹说，只好给他换成半顶。白石头、六指是右派，猪是右倾。
这时孬舅感叹，主要是指标不够，不然瞎鹿、白蚂蚁、曹小娥、沈姓小寡妇，也都该戴一顶。既然该戴而没有戴，这些人自然对孬舅感恩戴德。曹小娥当天晚上抹了一脸香脂，就往孬舅身上蹭，想看一看能否再让她摸大包，正好被孬舅母撞上，兜头吐了她一脸口水。对四个半戴了帽子的，孬舅开始实行管制，叫木匠做了一个五斗橱，让五个人每天下午往五斗橱里钻，一个屉格一个。
屉格的面积与一个人大小相等，像当年孬舅埋人挖的坑一样，坐不能坐，蹲不能蹲，只能像狗一样蜷缩着。人不是狗，腰肢没那么柔软，一个小时蜷缩下来，出一身淋漓的臭汗。
猪蛋钻了两次，开始拿牛刀不钻。其他四个就有意见。
孬舅看着猪蛋手里的牛刀，劝其他四人：他是右倾，你们是右派、反攻倒算分子，不能同等对待。他可以不钻，你们必须钻。又说：你们钻不钻？你们不钻，我就让木匠再做四个猴箱让你们钻。猴箱更小，盖上盖子伸手不见五指。几个人忙说，我钻，我钻。从此四个人钻，一个月下来，钻得骨散筋软。一见橱子就毛骨悚然。不但见到特制的五斗橱怕，从此见到所有有格子的东西都怕。
孬舅何时不顺心，一指五斗橱，几个人像猴子见了耍猴人的皮鞭一样害怕。对鸣放中一般提意见的群众，孬舅与对待四个半人不同，一律采取宽怀大量、既往不咎的方针。人民内部矛盾，毕竟与敌我矛盾不同嘛。凡是提过意见的，每人踢一下屁股，就可以过关。大家在打谷场上排队，撅着屁股争抢让孬舅踢。
孬舅踢不过来，就让我帮着踢。我专拣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屁股踢。也许踢得有趣，逗得大姑娘小媳妇掩面“咕咕”乱笑。说：
“这小鸡巴玩意儿！”
踢完屁股，大家解散。这时孬舅突发奇想，让大家又重新排队。他从踢屁股中得到启发，要给大家量嘴。刚才踢屁股像军队一样站成方队，现在量嘴变成一排，全村男女老少，一共站了五六里路。量嘴时嘴要抿着，不能打哈欠。量嘴用木匠的墨线和软尺。量了三天，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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