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上海故 事》）
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失败。
隐地写到他母亲，也是爱恨交集的。母亲的倔强个性，不肯向环境低头认输，好面子爱打扮，一手好厨艺——这些都是隐地佩服母亲的地方。在父亲那边常常挨饿，到了母亲那里，母亲总会设法让他填饱肚子，即使家中缺粮，母亲也有办法带着饥肠辘辘的隐地到处去打抽丰，同安街郁妈妈家，福州街杨妈妈家，还有厦门街的陈家好婆，隐地这样写道：
说起厦门街九十九巷陈家好婆，更是一个我从小不停去吃饭的地方，陈家好婆家里有钱，又没有孩子，也没亲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说话，她就会送钱给你，每次吃完饭，陈家好婆一定会塞钱给妈，妈妈一接到陈家好婆的钱，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遇到过年，我最喜欢到陈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压岁钱，可以让我吃好多顿饭。（《饿》）
这段表面轻松的文字，蕴含了好强好面子的母亲无限辛酸。事实上隐地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烹调高手，隐地称赞他母亲烧出来的江浙菜，台北饭馆无一能及。我也尝过隐地母亲的手艺，她那道嫩蚕豆羹绝不输于台北叙香园的招牌菜。如果隐地父亲事业成功，家境富裕，他母亲也许就顺理成章做一个能干称职的好主妇了。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中国家庭的悲剧，大都起源于油盐柴米。
隐地的哥哥从香港带了一件皮夹克送给他，那时候，男孩子穿皮夹克是件很骚包的事，隐地喜欢穿了皮夹克去逛西门町，可是那件皮夹克却常常无翼而飞：
关于我的皮夹克，也充满传奇，它无数次进出当铺，可见在贫穷的年代，它甚有价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军服脱掉，想穿上它去西门町溜达，发现皮夹克又不见了，我当然知道它去了哪里，一股自暴自弃的恨意升起，我骑了脚踏车飞奔而出，愤怒使我失去理智，脚踏车撞在牯岭街口、南海路的一户红色大门上。冬夜，我却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脚肿，金星直冒。（《少年追想曲》）
一件皮夹克写出了母亲的穷途末路，经常要拿儿子的衣服去典当，母亲必然已陷入绝境了。
环境不好，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暴躁不稳。隐地十三岁的时候，母亲睡午觉，隐地翻书包将一只铅笔盒掉落地上，母亲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一只瓶子便掷向了儿子，接着一顿狠打，木屐、砖头也飞向他来。十三岁的隐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戏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爱他的母亲，痛打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间的裂痕就更难弥合了。
隐地的诗与他散文的风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隐地开始写诗时，早已饱经人生风霜，已无强说愁的少年浪漫情怀。他诗中处处透露着老眼阅世、臧否人生的睿智与幽默，诗写得轻松愉快，所以广为读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诗《玫瑰花饼》却不是这样的，无意间，隐地又一次真情毕露：
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原先欢喜地出门
为了要买想吃的玫瑰花饼
让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
怎么在回家的路上
走过牯岭街——
一条年少时候始终走着的路
无端地悲从心生
黑发的脚步
走成白发的蹒跚
我还能来回走多少路？
仍然是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这首小诗相当动人，幽幽地渗着一股人生悲凉。为什么走过牯岭街无端端悲从中来？因为牯岭街一带正是隐地少年时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亲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岭街上。已过中年的隐地，蓦然回首，无意间触动了少年时的伤痛，有感而发，写下《玫瑰花饼》。这首诗的风格，与《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调是相符的。无论诗文，隐地写到少年彷徨时，总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贫，父亲不务实际，全家经常借贷度日，后来狄更斯父亲因欠债坐进了监牢，十二岁的狄更斯一个人在伦敦流浪，自己赚钱谋生。狄更斯幼年便阅尽伦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后他小说中的伦敦才写得如此多姿多彩。隐地少年时在台北搬家的次数恐怕少有人及，自从被一女中从宁波西街的宿舍赶了出来，隐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处漂泊，从东门町搬到西门町，从延平区搬到南机场的防空洞里，台北好像哪个角落他都住过了，难怪隐地对于老台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五十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里就显得非常具体实在。隐地写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就连带把那个克难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台北风情勾画了出来，而且点染得栩栩如生。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是我们去万国戏院、国际大戏院一连赶几场电影的时代，詹姆斯·迪恩主演的《天伦梦觉》，触痛了多少当时台北的少年心。葛兰在三军球场跳曼波，震动了整个台北城，几千个年轻观众跟着喝彩吹口哨，跟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high。克难时代也有穷开心的时候。
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作励志读物。
——原载二〇〇〇年八月“《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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