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祯和曾为文学下界定：“把正确的字放在正确的地方。” 这个定义对了解王祯和的小说艺术有极大帮助。王祯和显然认定，文学乃是文字艺术，难怪他对于小说的语言文字投下最大的功夫及心血去琢磨研究，创造出他认为最合适的一种语言来写他的小说。“寻找真实的声音来呈现故事”，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语调，是他经营得最用心的项目。常常他写一篇小说，为了找合适的语调，会找好几个月。他认为“语调不对，就像歌星唱歌没有套谱，荒腔走板，不堪入耳” 。他写《三春记》，开始时遭到困难，因为一写再写，总感觉语调不准确。后来他读了《醒世姻缘》，“豁然开朗”，才把《三春记》的语调调准。《醒世姻缘》这本明末小说，曾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这本大量采用山东方言的小说，胡适认为语言极为生动活泼，是一部上乘喜剧，其中“快节奏的俏皮语调”，给王祯和很大启发。
王祯和的小说多写花莲的风土人物，既然他在小说中执意寻找“真实的声音”与“准确的语调”，当然台湾方言的运用，便是他创造小说语言的重要课题了。这也是王祯和小说常被议论到的项目。王祯和之前当然也有台湾作家将台湾方言用到小说中，王祯和之后，台湾小说中大量运用闽南语更为普遍。但王祯和在小说语言的经营上，始终能独树一帜，另创一格。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得力于方言甚多，除了《醒世姻缘》外，《水浒传》与《金瓶梅》也有不少山东土话，《红楼梦》都是京腔，《儒林外史》有南京话，方言用得最彻底的大概是《海上花列传》，对话全部是吴语，对话写得极精彩，可惜只有会吴语的人才看得懂。在小说中运用方言，真是一门大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得好，小说处处传神，活色生香；用得不好，一片噪音，反成累赘。我们仔细研究王祯和的小说，他写得最成功的那几篇中，我们会发觉他对闽南语的运用是经过仔细考量、精心研磨的，他用得十分恰当又相当有节制。他并不是生硬地将大量俚语插到小说中去，而是下功夫将台湾话特殊的语法、节奏，巧妙地融入他的小说语言中。例如《来春姨悲秋》及《香格里拉》，令人难解的台湾俚语并不多用，《来春姨悲秋》王祯和只下了一个注，《香格里拉》也只有一两处小注，可是这两篇写花莲妇人的故事却是地道的台湾味，风韵天成。王祯和的小说，自有其独具一格的台湾风情。拿流行歌来打个比方，王祯和喜欢流行歌曲，也常常在小说中引用。老牌闽南语歌手洪一峰唱的《旧情绵绵》《悲情的城市》这几首台湾老歌，韵味十足，别的闽南语歌星都唱不过他，即使他的歌王儿子洪荣宏唱起这些老歌来，也要逊他三分。王祯和的小说，也有洪一峰唱的这些台湾老歌醇厚浓挚的乡土感情，悲酸凄哑中，又透着绵绵不断的温馨。王祯和在他的小说中，将闽南语诗化、抒情化了，而他不避俚俗，将台湾方言中的诙谐幽默大量引入，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又充满喜剧色彩。
在《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前面，王祯和引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中的一段话来做楔子，而且还引了英文原文。《嫁妆一牛车》是公认的王祯和小说中乡土色彩最浓厚的代表作，而他却偏偏引用西方现代小说一代宗师的话来做楔子，这其中透露的消息，令人玩味。《仕女图》是詹姆斯中期的重要作品，他所创导的单一叙事观点，便是从这本小说开始运用纯熟的。“乡土”与“现代”，这两个常常引起争论的议题，在王祯和的小说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一篇访问记中，王祯和对被称为“乡土作家”并不苟同，他对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一词，有这样的看法：
%%“乡土”这两个字最先是在美国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说出来的，他们在异国生活，对他们来说，台湾的一景一物都可以称之为“乡土”的景物，由他们说出的“乡土”，其中的感情是土生土长或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所不能体会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由他们口中说出才是恰当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人云亦云。
大凡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大概都不喜欢被归类于任何派别，因为任何标签对作家都是一种限制。王祯和大概也不喜欢被限制于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文学”特定的定义中吧。当然王祯和是热爱他的故乡花莲的，他十八岁以前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花莲的一景一物，人物故事，都深深根植于他的记忆中，变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泉源。花莲对王祯和而言，恐怕早已超越了地理范围，而变成了他创作心灵所寄托的“原乡”，他文学生命的“香格里拉”了。王祯和又说过：“一个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东西，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有感情，才会使读者有亲切感，产生共鸣感。” 王祯和写到花莲人的故事，尤其是他所谓“小人物”的故事，他灌注了最大的同情心，也因此写得最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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