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这场异族入侵的大劫难，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都是无法计算的。
八年艰苦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抗战胜利来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是全国人民最欢欣鼓舞的一刻。我们全家也跟随政府回到南京。打仗的时候，我们全家十二口人很少能聚拢在一处，趁着胜利，父亲把一部分在上海念书的兄姐召唤到南京，合拍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当日，父母亲亦合影，于南京大方巷家中，父亲时任国防部长，这是两人最严肃的一张合照，大概两人都感到这辛苦得来的胜利，其沉重的意义。
国民党的命运变了，当然，父亲、母亲的命运也跟着有所起伏。母亲在台十三年，父亲十七年，是他们所处的最长的一段逆境。到台湾之后，表面上过的是承平日子，礼数也还顾到，但是暗地里却有一组特务人员，如影随形，二十四小时到处跟踪。这是件极可悲的事情。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军，曾经打倒北洋军阀，打败日本军队，即使败给共产党，也算磊落，怎么到了台湾反而变得如此小气起来，要用特务去监控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难为父亲、母亲两位强人，在台湾岁月里，始终都保持着一份不卑不亢、雍容大度的尊严。
一九五一年，松江路还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两旁铺有柏油。那一带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临时盖起来的公务宿舍。我们家松江路一二七号是两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为人多，单栋不够住。依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大概可以住进一幢比较像样的房屋的，那时台北的房价还很低。但父母亲一向不很讲究摆场面，大家一克难，也就无所谓了。在这间木造屋里，父母亲在台湾度过了他们的晚年。
这栋木造屋，给我们留下许多记忆，克难岁月，也有温馨的时刻。有一年强烈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她，发觉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满面盆、铅桶，原来我们那间木造屋，抵挡不住台风的侵袭，开始漏水了。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笑起来。我看见这个场景，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是母亲的朗笑声，把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广西人有一句话“冇有怕”，不要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广西兵会打仗，喊一声“冇有怕！”就冲锋上阵了。父母亲就凭着“冇有怕！”这股广西精神，渡过一生大大小小的难关。在台湾，虽然四周时有无形的压力，但两人仍旧抬头昂首：“冇有怕！”
一二七号家中的小园子里，父母亲种植了许多盆栽，有不少人家送的素心兰，但也种了一些多刺的仙人掌。
母亲养育十个儿女，一生操劳，又经过许多颠簸离乱，晚年健康受损，患了高血压症。母亲一向不喜官场酬酢，到了台湾，环境改变，台湾官场中的虚情假意，她更加不耐了。除了每年一次蒋夫人宋美龄的宴请外，其他官方应酬，她都托病一概推辞。母亲甘于淡泊，她是冬日里的“傲霜枝”。
母亲所到处，都会带来阳光与温暖，也同情弱小，喜欢雪中送炭。
大伯妈有六个儿女，独独嫌弃桂英五姐。因为桂英倔强叛逆，常常挨打，母亲看不过去，把桂英接到我们家，一直养育到大学毕业，跟我们一样待遇。
有一回，一位晚辈来我们家松江路一二七号探望母亲，晚辈的父亲从前在大陆是一位高官，声势显赫，上海家中派头很大，出入座车是凯迪拉克，后来政治上受了打击，家势一落千丈，在台湾过得相当拮据。晚辈骑着一辆旧脚踏车来，颠颠簸簸，满头大汗，而且还怀了孕。母亲看着不忍，抱了她一下，说道：“妹妹，你怎么怀了孕还骑脚踏车呢？”说着掉下泪来。母亲怜惜那位家道没落的官家千金，也同情他们家的遭遇。
母亲有时很有幽默感。公家派给父亲的座车，是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开起来摇摇晃晃，父亲就是坐这辆老道奇“摇”着去上班的。后来各个单位换车了，偏偏父亲这辆老道奇迟迟没有换，连我们的司机陈义方都开始咕哝了，他认为开这辆老道奇夹在其他新车里挺没面子。后来终于换了一辆美军留下的雪佛兰，是新款式，座盘低，车门矮。有一次父母亲坐这辆雪佛兰出去，母亲俯首钻进车门后，回头向父亲笑道：“老太爷，我还是喜欢我们那部老爷车，进车门不必低头！”说完两人相视呵呵大笑。
母亲爱看京戏，常看顾正秋剧团的演出。有一次，父母亲带我们一同去文艺中心看张正芬的《红娘》。那晚大雨滂沱，寒风恻恻，我们的座车刚停在戏院门口，后面那辆跟我们共存了很多年，车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车就跟了上来，车上的三个人，在寒风冷雨中缩在车内，没有下车。母亲往车外瞥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了他们！”她对我说：“你去买几张票，请他们一起到戏院里看戏吧！”我去买了三张戏票拿到吉普车那边，把票递给车里的三个人，说道：“我母亲要请你们看戏呢！”三个情治小伙子慌张了一阵，不过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好意，一同进戏院去观赏张正芬的拿手戏《红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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