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奇怪，乔志高自己也许不知道，他本身就集中国人的德行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来自他的和蔼性格，令人想起《论语》第一章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的确，高先生既有中国人彬彬君子的修养，又有西方人典型绅士的风度，是集中西文化的美德于一身的人。跟高先生一起工作五年，真是合作愉快，受益良多。
《台北人》英译本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当然我们这个翻译小组也就自动解散了，可是我和高先生两人却一直有书信电话联系，我们对那几年翻译小组的团队精神都很怀念珍惜。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十几年后却把几本中国文学英译系列停止印行了，《台北人》也在其中，于是这本译著一下子“赋闲”了好几年，有几所美国大学要用来做教材，只好影印。高先生和我都觉得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在这本译著上，任其断版实在可惜，须得另外找一家出版社来延续其生命。后来高先生终于联系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而且预备出中英对照版。高先生和我都非常兴奋，于是把叶佩霞又找了回来，我们三人把《台北人》英译从头再订正一次才付梓。
二〇〇〇年中大出版社的《台北人》中英对照本出版了，印得很漂亮，高先生颇为满意，他对这本书是很有感情的。恰巧那一年高先生和我应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之邀，担任她主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的评审，高先生担任翻译组，我是小说组，我们一同到香港去参加颁奖典礼。中大出版社趁机在中央图书馆安排了一场我与高先生两人并列的演讲，就讲《台北人》翻译的来龙去脉。那天来了不少听众，发言踊跃。我有多年没见到高先生，竟有机会跟他同台演讲我们合作的经过，当然分外高兴。那次高先生赴港，梅卿夫人同往。梅卿夫人毕业于卫斯理学院，举止间自有一份高贵娴雅。高先生那年已有八十九岁，可是神采奕奕，一点也不显年纪。他跟梅卿夫人走在一起，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
那一次在香港的欢聚，没料到竟是跟高先生最后的一次聚会。接下来数年间我忙于推广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多半时间奔跑于海峡两岸，回美国的时间少，对高先生也就比较疏于问候了。前两年知道梅卿夫人逝世，我打电话给高先生。他说梅卿夫人不在了，他生活很不习惯，深沉的悲痛在话语间。高先生一向乐观豁达，九十多岁的高龄，照样经常写文章、编字典，热烈拥抱生命，不肯屈服于时间的压迫，可是暮年丧偶的沉重打击，到底不是像那样年纪的人容易承受的。梅卿夫人辞世后，高先生的身体健康开始急速走下坡，虽然他一直勇敢地撑着，除夕夜病床上还给我写信，可是最后终于不支倒下。
他给我那封信末尾有一行英文：Year of the Rat (My year!Born 1912)。高先生生辰属鼠，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享龄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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