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不管大小，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要从一切角度对敌人的阵地有清楚的了解。我跟民众一般也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以为对指战员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他们才能有坚决地为主义而战的士气。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前途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一九二○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我在一九二二年离开四川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发生关系，只是决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联系。事实上，党刚在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我自己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对我的其他影响只有跟法国留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够找到的关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我都读了。在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卫民国和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战斗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像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我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笔孙炳文也跟我同去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北京我运气也不好，仍找不到共产党员，我又回到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脱缰的马。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许多学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们的活动给我很好的印象。
“在回到上海后，我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聪慧的领袖。他要我去打陈炯明，我没有答应。他又要我到美国去，但我却要到德国去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结果。我在九月间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张从埃菲尔铁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别的同志们。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三十六岁左右。我一找到共产党，当场立刻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一半是掩护我继续待在德国。我在德国的时期内，经常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的政党，当时学生分裂成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一个油印的《政治周报》。后来在中国组织第三党的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我出席世界学生大会，在一九二五年，因与臧戈夫案件有关，被德国宪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在一个大教堂里要炸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内有三四个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为了参加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这第二次被捕的结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时。所以我为革命坐牢的纪录恐怕并不怎样惊人——一共不过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学生大会，我结识不少朋友。我终于由于这些活动而被逐出德国，我遂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命令我去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杨森是我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佩孚所任命的，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我当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仍然跟北方的敌人有联络，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在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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