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须从争夺武汉下手，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全力谋取此城。
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奋勇迎战。曾国藩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缗”。湘军水师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相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营垒全部丧失。
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气势汹汹，丧失信心，于八月二十二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亦弃城逃走。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
而且他们只顾自己逃命，竟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汉水河身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起，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霈得知消息，率先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捷音之至也。”
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齐布会衔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案前。
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定都金陵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要战略据点，几乎没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湘潭、岳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咸丰皇帝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并立即按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
发出这道批示，咸丰皇帝又召见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儿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就在这时，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也就是说，曾国藩本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非国家之福吧？
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3．曾国藩的敌人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祁寯藻，而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蕴章。
不论哪个人，都是曾国藩的对头。
祁寯藻（1793—1866）是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首揆席”，用他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军机大臣。
此人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也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
往在京师，如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诸老（皆为大学士—作者注），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注：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75页。
从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祁氏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并激化。
我们读祁氏日记，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非常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就曾在日记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
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类如是耶？
他经常在日记当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
自箴云：机心丧守，机言丧口。大匠之门，斧伤其手。善语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惟知机，是以失机。夫惟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
我们看祁氏文集，其中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尽量不得罪人而多帮助人，上结主意，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际，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这是他一贯的“和稀泥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
祁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和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退缩，琐屑”，祁氏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习一弊疏》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实际上也是批祁，因为他入军机十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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