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告示，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
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
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为官廉正，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基督教文化的个性也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
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地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
五月二十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
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作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无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
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上午九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的所有人一一传来，都看过了，也并没有找到王三其人。而且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与武兰珍供述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里哪里与王三交接，然而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显然他没有进过这里。所谓迷拐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教印象恶劣，但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和于接人，智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他的辩护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
事情至此，可谓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无法再查下去了，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而，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质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讲话。因此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有一些人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两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
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也有人译为丰大烈），这一年四十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的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经常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
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丰大业“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崇厚满面赔笑，“告以有话细谈”，丰大业如同没听见，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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