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丰大业悄悄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奓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丰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并且表示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
天津的“水会”，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其首领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次听说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执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
因此崇厚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据说丰大业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丰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资料说，丰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于是。丰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跟丁高升。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
“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丰大业的秘书）打死。”“众眥皆裂，万口齐腾，谓领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毙。”
据说两个人死得很惨：“丰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复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锋锷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逾时，浑身寸磔。”
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
“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
“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二百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进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边，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
在教堂中，一共有六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
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六人俱死，即褫其衣履，将尸抛于三岔河中。复将领署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
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
还有大量人流一齐涌向领事馆。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统统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二十名（法国领事一人，随员一人，法国教士和修女十一人，比利时二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三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一名）。
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巧合的是，就在教堂被焚毁后的第三天，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四月亢旱至今，十三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
保定距天津是三四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为之快慰。”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
3．曾国藩调查“挖眼剜心”事件
天津教案震惊了全世界。这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照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六月一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
崇厚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了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问题。他患了眼病，还经常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严重。“寅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首，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以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很可能是高血压。我们看他十八日到二十五日，每天日记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有请医诊治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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