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一样，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和传统。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礼”，就是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请国内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在觥筹交错中就军国大事进行政治咨询，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协商会议”或“元老会议”。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也有效益。在当时，这些与会的“社会贤达”大约也是能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后世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其实，这同视召、周摄政为共和一样，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榷。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摄不是共和，乡饮酒礼也只是协商而非民主。民主当然包含协商，但协商却并不即等于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的，这就叫“主权在民”。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可以让渡”。“主权在民”和“可以让渡”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
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的“民本”思想，但“民本”（国本在民）并不是“民主”（主权在民）。民主分的是“主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主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况“君轻民贵”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实，事实是“君贵民贱”。君至贵，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贱，也叫“草民”（草芥之民）；君为主，叫“君主”；臣为仆，叫“臣仆”。君为父，叫“君父”；臣为子，叫“臣子”。请大家看看，这里面哪有什么“主权在民”？明明是“主权在君”。而所谓“民本”，则不过是以“子民”为执政的“本钱”罢了。或者说，是他们的“载舟之水”而已。
显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骄子”；官员也不是“人民公仆”，而是“民之父母”。一个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民做主”与“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两个概念。服务者是“公仆”，做主的却是“主宰”。“为民做主”虽较“荼毒百姓”为好，却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也没有“人民授权”的制度（君权神授的仪式倒是有的）。历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执政权，没有一个是人民授予的，而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宫廷政变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夺。巧取者少，豪夺者多，但无一经由民授。当然，一旦获得政权，执政者也会标榜自己的天下得之于民，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们的政权虽非民授，却也“顺应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这也无妨看作人民的授权，只不过是“心授”（人心授权）罢了。其实，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刘备，据说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尝得天下？也就是天下九州有其一而已，还是打出来的。又比如清人刚刚入关时，何尝得过民心（其“剃头令”就不得人心）？却也照样得天下。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却值得怀疑（参见常书远《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至于权力可以让渡，则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国的统治者不同意，民国的统治者也不同意。问题还不在于他们愿意不愿意，更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权力的让渡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曾对民主人士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让渡。你要拿，也得凭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夺！
政权既非经由民授，则治下之民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民权。没有民权，就谈不上宪政。因为宪政并非简单地就是“立宪执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约法”。主权不在民，国民无民权，又怎么能立法？岂但无权立法，甚至连国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自然是任由予夺。何况江山是统治者打下来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当然是由统治者（或曰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治理国家，并制定规则。那么，又有谁愿意在胜利后制定一部宪法，来做自己的“紧箍咒”呢？恐怕没有。所以，历代王朝开国之际虽然都要进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制律”。因为那些所谓“法律”都是对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专制帝王们对“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没有兴趣，他们更信奉的是“口衔天宪”和“朕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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