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殷纣王自焚后，周武王就举起了白旗。 注释标题 见《史记·周本纪》。
想当时宫中的火恐怕还没扑灭。那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之中，一面白旗高高飘扬，该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画面！
难怪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开始行礼。
武王当然不是要投降，这时的白也还不是投降色，而是殷商之所崇尚。据说，正如后来阿拉伯帝国三个王朝，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尚白，阿巴斯（‘Abbāsids）尚黑，法蒂玛（Fātima）尚绿，中国上古那三代也都是有主色调的：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武王举起白旗，是为了显示他已经接手殷商代表中国，之后则红旗飘飘。 注释标题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见《礼记·檀弓上》。《吕氏春秋·应同》则称夏尚青，商尚白，周尚红。依范文澜《中国通史》及出土文物，夏尚黑是。
当然，前提是尚红的说法属实。
周天下，也是红色江山。
而且还是“中国红”。
这就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却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往东方走，而且做始皇帝。周秦汉唐，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只不过，晋移得远了点。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南宋则还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算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是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中原，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两大条件，第二个更重要。第一个则可打折，半统天下也行。因此，匈奴人的汉或前赵等等只能叫五胡，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和女真人的金，便都算正式王朝，元和清当然更是。因为他们虽非汉族政权，却是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是周的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伦理为核心。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更重要的是，由于20世纪以前，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是基本不变或者精神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便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所指出，过去世界上多数地方的兴衰更替，不但是王朝更是整个文明。一种文明湮灭了，另一种文明在原地建立并兴盛起来。结果，便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那些古老文明的直系子孙。
相反，中国虽然也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它的历史却像家史一样，可以通过单一线索由近及远。显然，这位西方学者的观察是到位的，原因则在于周人完善了从夏代开始的家国体制。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他们干脆把天下变成了可以更换家长的大家庭，周武王举起殷商的白旗就是象征。 注释标题 见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译本序言及第一章。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特例。
特殊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在《国家》一卷中所说，除了民主制的希腊是个异类，世界各民族都选择了君主制，也都以君权神授为通例。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便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Akkad）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更不用说太阳神的儿子埃及法老了。 注释标题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周人却说“君权天授”，岂非出格？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真实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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