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居民社区中，也发生过由家庭妇女们自己召开批判会的事。批判对象，无非是街道小干部、街道小厂的头头儿。但是一般不会过激，历数他们或她们的官僚主义、营私舞弊、办事不公、仗势欺人而已，也就杀杀他们平日的威风，出一口窝心多年的恶气罢了。她们中免不了也有人假“革命”之名泄私愤，揭人隐私，啐人脸面的，但仅此而已。太过激了，也是大失家庭妇女们之人心的。
高中生、大学生“红卫兵”们一般不会深入普通居民社区进行滋扰，那太掉他们的价儿。
作为学生，中学生也罢，高中生也罢，大学生也罢，“文革”中不少人是怀有私心的。“老三届”尤其如此。
“文革”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首先考虑的一条，是在“文革”中的表现。
这乃是“文革”初对学生们的公开承诺，此承诺当年曾发表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后来又号召“上山下乡”，承诺就不算数了。
而且当年强调，重在“文革”中的表现，“文革”前的表现仅供参考。
关系将来的人生命运，于是一切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被牢牢地攥在“文革”的政治大手中了。你不想升学，总还希望有份工作吧？那么好，请你在“文革”中有所表现。越有突出的表现，越接近你的希望。
尽管如此，女中学生们一般不会像某些男中学生那么肆无忌惮。这是由她们少女的年龄所决定的，也是由她们是女性所决定的。她们普遍自然都不愿表现得很不积极，但也都不愿争着表现得格外积极。何况，有男生们在积极地自我表现着，留给她们表现的政治空间有限。
中学男生们分为两类，一类为着明确的目的不遗余力地有所表现，而且一呼百应地向今后也许决定自己命运的政治势力靠拢；另一类却相当现实，既然不上课了，那劳你们大驾先“革命”着，我可得找地方为我家挣点儿钱再说。故“文革”中，在哈尔滨市，一个有趣儿的现象是，凡大型的集会，女生多，男生少。女生身在“革命”中，心在“革命”外，不是为了江山属谁喊口号，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参与喊给别人看的。仅仅一年后，她们中的不少人，也大隐而隐于“革命”。
“文革”前两年中，许多平民阶层的母亲们沾了“革命”的光——她们的早早就厌倦了充当“小将”的女儿们，十之八九从第二年起就干脆忘了中学生的身份，当然也不愿继续“小将”的“使命”，归效家庭，替代是家庭妇女的母亲们井井有条地操持家务，重担20世纪50年代那一种大姑娘的家庭角色。
高一、高二的女生也差不多尽是这样的。一边做大姑娘，一边关注学校里的动静，期待安排自己命运的消息。
恶的女初中生、高中生是有的。人们后来往往将她们的恶归于“愚忠”，这是很不全面的一种结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错误的一种结论。据我看来，她们当年的恶，所包含的个人功利内容和复杂性的心理内容，远比政治的内容多，绝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释清楚的。
我当年就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平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第一类，因为自己从前的优秀学习成绩一概不受重视了，失落感极其强烈。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有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你们不是指斥我为“白专”典型么？那我就“革命”给你看看！“革命”不就是流行的那么一回子事儿么？比获得优秀的学习成绩容易多了！就像重新开始另一种短期高息的储蓄，她们的“革命”表现十分急切，带有泄愤性。她们“革命”的对象，往往针对着文化知识者们而去。在她们的潜意识里，她们“革命”的对象被当成与她们殊途的目标，既然我已不能达到，那么便让文化知识者们“见他妈的鬼去吧”！
第二类，其“革命”的目光，专投向那些漂亮的女人和儒雅斯文的男人。她们剪漂亮女人的头发，往漂亮女人脸上泼墨时，或羞辱儒雅男人使之斯文扫地时，内心里获得很大快感。她们平素不被注意，更从不曾被作为女性欣赏过，而她们企图吸引别人注意、希望被作为女性欣赏的心理偏又十分强烈。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第三类，其“革命”行为具有报复性。既然我的父母“靠边儿站了”，被“打倒”了，那么别人的父母也休想被“结合”，也休想平安无事。以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限的姿态，一举两得。她们的“革命”对象是干部。
第四类，其“革命”的行为具有表演性。既然我的父母已被“革命委员会”“结合”或“倚重”了，那么我须比父母更加“革命”，以证明“革命”的父母才配有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其父母当然必是“革命”的无疑，所谓“革命自有后来人”。她们的“革命”目标极不确定，今天冲击这里，明天砸烂那里，后天捣毁另一个地方。总之要不间断地显示其“革命”性，乐此不疲。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