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第五类，那就是天性恶的一类了。
这样一些“文革”中的女初、高中生，当年各大中小城市皆数量不同地存在着。大学生“红卫兵”中也有此几类女生。她们对于女性“革命”对象，尤其具有冷酷的“革命”心理。
高三的“红卫兵”，大学的“红卫兵”，其“革命”之目的后来已不同程度地与“权”字相结合。自己所在一派组织一旦掌权，自己将来或升学或工作，便受关照。今天的“浴血奋战”，乃是明日的“革命资本”。好比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后来都享革命成果一样。所以，高三的、大学的“红卫兵”，在社会上冲杀了一阵之后，便事不宜迟地返回学校去夺权，为夺权而不惜进行武斗。哪一派夺权在手，便意味着哪一派“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便可利益分享。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所谓“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陇城”。“文革”利用学生，学生借助“文革”。“愚忠”二字，七分佯愚，三分真愚；三分忠于伟大领袖，七分忠于个人欲望。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人生的许多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文革”中的某些女工，当年“造反”精神不亚于男性。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可与大专院校的某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女“红卫兵”头头们一比高下。
这乃因为，她们长期置身于各种矛盾之中。比如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压制与被压制的矛盾，权力专制与公平要求的矛盾等。她们在各种矛盾之中，又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比如升级，比如提干，比如加薪，比如分房子……她们对于某些以权谋私的干部早已极其不满了，只不过没有人为她们撑腰进行挑战和对抗。毛泽东一旦亲自为她们撑腰，她们当然地“天不怕地不怕”起来。她们“革命”的对象，不但是那些对她们的切身利益长期稳操夺予大权的人，而且是栽培和器重她们的人，尤其是女人。
“将某某的大红人揪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工厂里，此类标语比比皆是。
若那“大红人”还是女人，若那女人还被揭发与男上司发生过性的关系，则她的下场将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会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还几乎丝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们的唾弃和鄙视。
当年，女工们最为憎恶之事，莫过于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结男上司，并以肉体相悦达到个人目的。
她们对于那样的女人，往往也会极尽凌辱。
她们的“造反有理”，单就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有时也有正当的一面。但置于“文革”的大背景来看，又无疑是对一场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难的推波助澜。但是她们当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觉悟。经历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后期才渐萌这样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
“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女性生逢其时，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会尝到甜头，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起来。
比如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仅仅因其“造反”积极，便被抽调到什么“专案组”，有权审讯某些从前对于她高高在上的男人，或者他们的女性“大红人”。而她白纸黑字落下的结论，决定对方有一线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是完全没有只能永远是“鬼”，那么该女工的心理感觉难道竟会是不好的么？
又比如她因搞“专案”有功，更加受重用，被“结合”进某级“革委会”做委员，从此与某些具有新权威的男人平起平坐，她难道会觉得她的“革命”不值得么？
再比如她居然出入有车代步了，搬进了“走资派”家的大房子住，开始有人毕恭毕敬地向她请示什么事了，开始批阅文件了，开始有秘书了，一家人跟着风光了，子女的家庭成分也因自己身份的变化而由工人改填为“革命干部”了，她会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是一场闹剧么？她会容忍别人否定“文革”甚至反对“文革”么？她当然掷地有声地发誓，谁企图否定“文革”、企图反对“文革”，便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不是说说而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唯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既丑陋又可悲。
“文革”中靠投机政治发迹的某些女性，对“革命”对象毫无怜悯的冷酷程度，以及将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每令男人感到她们简直不是女人，怀疑她们的心肠是铁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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