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母亲播种过什么
几天前，母亲匆匆地就去世了。走得那么急，使我毫无思想准备。
预感竟是真的有过的。似乎父亲和母亲逝前，总是会传达给我一些心灵的讯息。
十月中旬, 我和毕淑敏见过一面。她告诉我，她在师大进修心理学，我便向她请教。我说今年以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我眼前常有这样一幅画面移动——在冬季，在北方小村外的雪路上, 一只羊拉着一架爬犁，信步又从容地向村里走着。爬犁载的是一桶井水, 不时微少地荡出，在桶外和爬犁上结了一层晶莹的冰。爬犁后同样信步又从容地跟随着一位少女，扎红头巾，脸蛋亦冻得通红，袖着双手。而漫天飘着清冽的小雪花……
并且，我向毕淑敏强调，此电影似的画面，绝非我从任何一本书中读到过的情节，也绝非我头脑中产生的构思片断。事实上一年多以来，尽管它一次比一次清晰地向我浮现，但我从未打算将它用文字写出来……
毕淑敏沉吟片刻，答出一句话令我暗讶不已。
她说：“你不妨问问你母亲。”
我母亲属羊。母亲的母亲也属羊。这都是毕淑敏所不知道的。
而母亲于昏迷中入院的第二天，哈尔滨降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
我的思想是相当唯物的。但受情感的左右，难免也会变得有点儿唯心起来——莫非母亲的母亲，注定了要在这一年的冬季，将她的女儿领走？我没见过外祖母，但知外祖母去世时，母亲尚是少女……
那么那一桶清澈的井水意味些什么呢？
在医院里, 在母亲的病床前，以及在母亲出殡的过程中，我见到了母亲的一些干儿女。
我早知母亲有些干儿女。究竟有多少，并不很清楚。凡三十余年间，有的见过几面，有的竟不曾见过。但我清楚，在漫长的三十余年间，他们对母亲怀着很深很深的感情。
他们当年皆是我弟弟那一辈的小青年。
话说“当年”，指的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许多家庭的长子长女和次子次女，和我以及我的三弟一样，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家庭和城市。城市中留下的大抵是各个家庭的小儿女，年龄在十六岁至十九岁之间。那个年代，这些平民家庭的小儿女啊，似些孤独的羔羊，面对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的政治风云，彷徨、迷惘、无奈，亲情失落不知所依。他们中, 有人当年便是丧父或失母的小儿女。
既都是平民家的小儿女, 所分配的工作也就注定了不能与愿望相符。或做街头小食杂店的售货员，或做挖管道沟的临时工，或在生产环境破败的什么小厂里做学徒。
某一年夏天，是知青的我回哈尔滨探家，曾去酱油厂看过我四弟的劳动情形。斯时他们几名小工友，刚刚挥板锨出几吨酱渣，一个个只着短裤，通体大汗淋漓，坐在车间的窗台上，任穿堂凉风阵阵扑吹，唱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
……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
活在人间举目无亲……
命运啊，
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
请回答我，
为什么这样残酷作弄我……
他们心中的苦闷种种，是不愿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吐诉的。但是这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又是多么需要一个耐心倾听他们吐诉的人啊！那倾听者，不仅应有耐心，还应有充满胸怀的爱心，还应在他们渴望安慰和体恤之时，善于安慰，善于劝解，并且，由衷地予以体恤……
于是，他们后来都非常信赖也不无庆幸地选择了母亲。
于是，母亲也就以她母性的本能，义不容辞地将他们庇护在自己身边。像一只母鸡展开翅膀，不管自家的小鸡抑或别人家的小鸡，只要投奔过来，便一概地遮拢翅下。
那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啊，当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回报母亲的，只不过在年节或母亲生病时，拎上一包寻常点心、两瓶廉价的罐头，聚于贫寒的我家看望母亲。再就是，改叫“大娘”为叫“妈”了。有时混着叫，刚叫过“大娘”，紧接着又叫“妈”。与点心和罐头相比，一声“妈”，倒显得格外的凝重了。
既被叫“妈”，母亲自然便于母性的本能之外，心生出一份油然的责任感。母亲关心他们的许多方面：在单位与领导和工友的关系，在家中是否与亲人温馨相处；怎样珍惜友情，如何处理爱情；须恪守什么样的做人原则，交友应防哪些失误；不借政治运动之机伤害他人、报复他人，不可歧视那些被政治打入另册的人；等等。
母亲以她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善良宽厚的本色，经常像叮咛自己的亲儿女一样，叮咛她的干儿女们不学坏人做坏事，要学好人做好事。
此世间亲情，竟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我曾很不以为意过，但母亲对我的不以为意也同样不以为意。她不与我争辩，以一种心理非常满足的、默默的矜持，表明她所一贯主张的做人态度。直至她去世前三四天，还希望能为她的一个干女儿和一个干儿子促成一次大媒。
而他们，一个帮着四弟将母亲送入医院，一个一小时后便闻讯匆匆赶到医院，三十几个小时不曾回家，不曾离开过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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