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并表达了这么一种思想―如果一个人将当初与自己一同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几乎逐一视为敌人了，并且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我对于这样的领袖是没法崇敬的。我还指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一条“语录”是“荒唐”的……
“文革”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革”中凸显了。
树起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
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
他说：“我没听到，什么都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
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人，再次郑重地告诫我。
云河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
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
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
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
树起又说：“你如果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当着他们发重誓，我不放心……”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家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样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要从容多了，便常常一起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家长们对我们也都亲热。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也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 —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妆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做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五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而松山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云河则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树起做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且莫以为上面那些词只有文化人才能说出来，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原则。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感恩父母。中国，也实在是应感恩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若当年某些尺度被彻底颠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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