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一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很爱护，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使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说：“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
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很大。
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性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已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阻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办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多次去曲师傅家打算看望他，可直到最后一次才见到他。他的思想很顽固，被放出得晚。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没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非是闹剧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于是有人搭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这项工作由军宣队员主持。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措辞的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词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怎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树起是没问题的，但在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宁可没有，有了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
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做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六字。
不久就要分别了，四个好同学对我依依不舍，几乎天天都到我家去一次，没事也去，没什么话说就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愧对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似的。我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父亲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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