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想象他是当年的、中国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火药味儿日愈浓烈的大学校园中的、即使不被鼓励也不至于被禁止的、帅赳赳虎彪彪一个男性的―麦当娜。
按照晚会主持者的节目安排，其实只给了他表演《黄河大合唱》片段的时间。
可是观众哪能相依呢？
大家拍桌子，顿足，一片声地喊：
“大鸟，再来一个！”
“大鸟，再来两个！”
“大鸟，‘打虎上山’！”
“大鸟，‘捉鸡’！”
他气喘吁吁。他出了满头汗。看得出来，他很累。那样子跟刚刚独自一人卸完了一卡车货物差不多。当然的，他同时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他企图夺门而出，想逃离教室。但有几名同学早防备着了，他们预先堵在门口，使他逃不成。
他笑了，笑得有几分无奈更有几分愉悦，因而也就笑得腼腆笑得可爱。
他很帅地甩了一下头，汗珠四溅，落在最前一排人的脸上身上。
他们体恤地说：“大鸟累了，让他歇几分钟吧！”
“下一个节目……”
主持人不失时机地想要取而代之，继续下去，可是遭到了一片嘘声。
人们又拍桌子顿足表示反对，乱吵吵乱嚷嚷―“不许扭转大方向！”
大鸟倒同情起主持人来了！
他庄重地说：“感谢大家的鼓励，再露一手！”
于是大家鼓掌。
于是大家不约而同，齐声地为他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于是他又“口奏”“打虎上山”和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中“捉鸡”一场―仿佛将一只任谁都看不见的“鸡”捉得满教室飞窜……
晚会结束后，我们的辅导员老师陪着我们几个男生往宿舍楼走。
我们问他那位“大鸟”同学叫鸟什么？
他忍俊不禁，说百家姓中哪有姓鸟的啊！说他姓曲，叫曲海江。
我们自然要追问那为什么都叫他“大鸟”？
辅导员老师笑而不答……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独自在宿舍里看书，有人敲门。敲得很神秘，三下一组，一轻二重，仿佛联络暗号。
我以为是同宿舍的人百无聊赖，未予理睬。
“梁晓声同学在吗？”
一个女性的甜甜的声音在外面问，音质美得悦耳，宛如莺啼。
我便不能够再独自寂寞得住，立刻起身去开了门。门外站的竟是大鸟。除了他，连个女性的虚影儿也不见。门上，图钉按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我们这一宿舍六名同学的姓名。我的姓名荣占鳌头，这一点是新生宿舍的传统。我立刻明白中了他的计，不禁有几分羞恼。
他问：“梁晓声是你？”
我说：“是我。”
他见我并没有打算将他请入的意思，也不在乎，又问：“咱们这幢楼怎么静悄悄的？鸟人们都到哪去了？”
我说：“无可奉告。”
他的身材比我高得太多。他研究地俯视着我，指指门上的卡片：“这个鸟梁晓声真是你？”
我说：“滚你妈的！”将门“砰”地一关，插上了。
我以为他会大怒，会踢门，会在走廊里反骂……
他却没有。他的脚步声在门外徘徊片刻，若有所失地离去了。我想他这么一位受众宠惯了的人物，肯定不曾被当面骂过。我想肯定是我把他骂蒙了。这想法使我快感。
“你看什么鸟书哪？”―我们宿舍在一楼，声音发自窗前。我当时正坐窗前，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吓了一大跳，猛抬头，又是他，隔窗笑嘻嘻地瞅我。
我骂了他，他不但没生气，反而对我表示亲和，使我感到很尴尬，很自责，甚至开始有那么点儿受宠若惊了。
我说看的是《拿破仑传》。
“有意思吗？”
我说挺有意思的。
“你为什么骂我？”
我说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开低级的玩笑。
“你把我当成一个爱开低级玩笑的人？”
他一纵身，坐到了窗台上。
我说那倒不是。我请他原谅。我告诉他礼堂放映电影，人们全都看电影去了。
他问我怎么不去？
我说是放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我早看过不知多少遍了。反问他何以不知道礼堂放电影？
他说他到他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家住了几天，刚返校。
我想他可真自由，想到哪儿住几天，就可以去住几天，似乎根本不受什么约束。并且对他能享有的这一种特权，内心里产生了几分妒意，和几分愤愤不平……
他又问我，如果是一部“内参片”，比如一部美国片《冷酷的心》，愿不愿看？
我说那还用问嘛！
他就从我手中夺过书，抛在我床上。随即将上身探入室内，两手插我腋下，像提一件东西似的，隔窗就把我提到了外面。
我瞧着他目瞪口呆。
他替我掩上窗，搂着我肩说：“走，陪我去看《冷酷的心》。我有两张票，正愁找不到伴儿。”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内参片”，一种幸运感油然而生。
他说以后这种幸运的机会全归我了，他不打算再转移给别人了。他说有些人太不可爱，明明沾了他的光，背地里却还要散布些关于他的蜚短流长。
他问我听到些什么关于他的谣言没有？
我说我刚入校门，哪儿会这么快就传入我耳中呢？
他希望我听到了也别相信，说他并不在乎，只不过有时候觉得讨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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