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市委领导非常通情达理，认为老苗在申请报告中摆出的困难是实事求是的，应予以解决。当天就批了。
作协的一幢新宿舍楼就矗立在老宿舍楼对面，共十层。作协出的地皮，某外商投的资，对半拥有。但当初合同上写的清楚——一层归外商。十层归作协。中间八层，作协占二、四、六、八层，外商占三、五、七、九层。外商之所以坚持一层的拥有权，寸尺不让，无非因为是在黄金地段，可以开商场。
老苗的申请报告，经市委批示后，第三天就经作协机关办公室转到了我手里。因为我是此次“分房委员会”主任。因为全作协只我一人此次既不参与分房竞赛也未提出调房要求。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明知这将是我的不幸，也明知我将分配的乃是“最后一块蛋糕”，一场“刺刀见红”的激战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但众望归于我这唯一的局外人，我也只得任由怀着各种心理的人们一致地将我推上“绞刑架”，为莫须有的公正而大义凛然地“献身”一把。
当天下午我接到了老苗的电话。电话响时我正在搓洗我的耗子尾巴，不经意间我的耗子尾巴生了跳蚤。跳蚤们当然是不情愿只固守着尾巴的。那几天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被咬得浑身一片片的红疙瘩。
老苗在电话里问我收到他的申请报告没有。
我一手拎着湿漉漉的几圈儿尾巴，一手握着听筒回答收到了，也看过了。
他又问上边有市委领导的批示吗？都哪几位领导批示了？怎么批示的？
我就告诉他市委正副书记都批示了。宣传部长也批示了。顶数曲副书记的批示有人情味儿，并将曲副书记的批示逐字逐句背给他听。
其实我清楚，他是明知故问，一切小邵能不详详细细地透露给他吗？那你打算怎么落实呀？——这老家伙，显然是在仗着市委的批示压我。那种口吻仿佛是一位督办似的。
我说：“老苗哇，我有难处啊！和外商的合同，当时不是你亲自签的吗？如果人家硬是不予同情，坚持按合同办事的话，我也就爱莫能助了！我变不出一套一层的三居室哇！”
老苗说：“你来一下。就算我求你，立刻到我家来一下。有些情况，咱俩得通通气儿。你了解了情况，你就有办法对付那份合同了！”
我生气地说：“你怎么不到我这儿来一下！”
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沉重地叹了口气，以英雄志短的语调说：“当然喽，按理我应该前去巴结你才对，还要带份儿厚礼。可你也太不体恤我了吧？我拖着尾巴到你那儿去一次，一往一返，是件容易的事吗！”我设身处地一想，他也的确有他的难处。不看僧面看佛面，冲着几位市委领导的批示，我不能太摆分房委员会主任的架子。我这主任是临时的，他那主席却是市委任命的。房子一分完，我不还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吗？他若记仇了，给我小鞋儿穿，那以后也是够我受的。
放下电话，我就赶紧用电吹风吹干我的尾巴……
到他家里，见他老婆正在替他刷洗尾巴。
我在沙发上坐定后，没话儿找话儿地说：“怎么大天白日的，就让嫂子为你这么效劳哇？”
他夫人撇了撇嘴说：“还不是怕那股腥臭味熏得你坐不久嘛！”
我说：“这你们就多虑了。我哪儿敢嫌苗主席的尾巴有味儿呀！”
老苗说：“你别听她的！咱俩是什么关系？你成为咱们作协的驻会作家，不是我当时爱才心切，力排众议，硬把你拉进来的吗？冲这层特殊关系，我也相信你不至于嫌我的尾巴有味儿！”
列位，你们听听，这不是在转弯抹角地向我卖好儿吗？这不等于是在暗示我，如果我这个分房委员会主任不成全他的调房愿望，就是忘恩负义的天字第一号的小人了吗？
而他的话完全他妈的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当时作协的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同意发展我为驻会作家，唯一反对的、带头反对的、反对到底的正是他自己。因为他嫉妒我，因为当时我已经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而他这位作协主席连一本儿小册子还没出。只不过是由于从文化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被排挤掉了，总得再给他安顿个相当于副局级的官儿做。
但我并不想当面儿揭他的老底儿。人嘛，只要没结下什么血海深仇，大面儿上总得相处得过去是不是？
我敷衍地笑笑，说那是那是。说我梁某人绝非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你苗主席对我的扶持和栽培，那我这辈子是没齿也不能忘的！
老苗的夫人这会儿就找来了一瓶香水儿，扑扑地往老苗的鳄鱼尾巴上喷。
我大献殷勤地说：“嫂夫人，这举手之劳，就让我来吧！”
她倒不客气，乐不得地就将香水儿瓶塞到我手里了，还心疼地嘟哝：“可惜了，一瓶法国香水儿，我没往自己的尾巴上喷几次，快被他这条讨厌的尾巴用完了！”
她的孔雀尾巴上，套着花绸布做的尾套。带拉链的，取下来套上去看来很方便。我脑子一转，心想这倒是个发财的好启示——如果办个小小的缝纫厂，专门生产各种各样的尾巴套，销路一定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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